莱斯特·布朗 著
由于土地和水资源日益稀少，加剧了对这些重要资源的竞争，特别是富人和穷人及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之间的竞争。随着人口的增长，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减少，威胁着数百万计人口的生活标准降低到生命线以下，导致社会紧张局势有可能失控。
土地的获取是社会紧张的主要来源。自1950年以来，世界人口扩张已导致人均粮食用地减半，仅为1/4英亩，相当于美国郊区的建筑用地面积的一半。人均耕地的减少不仅威胁到人类生计，而且已经威胁到了生命本身。人口迅速增长的非洲萨赫勒地区是一个充满冲突的地方。过度放牧和降雨量的减少正共同破坏这个地区的草原。但是在降雨量减少之前，苏丹人口从1950年的900万增长了四倍，即到2007年达到4000万时，就已经埋下了冲突的种子。同时，牛的数量从700万增加到4100万，增加了将近6倍。绵羊和山羊的数量从1400万增加到9400万，增长了近7倍。牲畜数量如此的持续快速增长，没有草原能够幸存。
在尼日利亚，1.51亿人挤在一个比德克萨斯州大不了多少的地方，过度放牧和过度耕作正在把草原和农田变为沙漠，把农民和牧民推进了资源的争夺战中。就像2004年6月份的《纽约时报》上报道的那样：“近些年，随着沙漠的蔓延，树木砍伐和农牧民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对于土地的竞争更是有增无减。
不幸的是，宗教信仰的不同和大量沮丧的持枪青年男子的聚集，进一步加剧了对土地的竞争。同样的区分也存在于马里北部的牧民和农民之间，纽约时报这样描述：“在那里，刀枪和棍棒已经被冲锋枪所替代，沙漠化和人口增长使非洲黑人农民和柏柏尔部落及富拉尼族牧民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卢旺达是一个可以研究持续攀升的人口压力如何转化为政治紧张、冲突和社会悲剧的典型案例。卢旺达前农业和环境部长（任期1990-1992年）詹姆斯·加萨纳（James Gasana）提供了一些见解。在1990年担任全国农业委员会主席时，他曾警告：“在目前的人口增长率下，没有农业的深刻变革，卢旺达不能为它的国民提供充分的食物供给。”虽然国家的人口学家对未来人口增长做了大体规划，加萨纳在1990年说，他不知道卢旺达如何能实现在人口达到1000万而不出现社会混乱，“除非在农业方面以及其他经济行业能够取得重要进展”。
卢旺达的人口从1950年的2400万增加到1993年的7500万，使它成为非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随着人口的增长，对木柴的需求也在增长。到1991年，需求量已上升至当地森林可持续产量的两倍以上。随着树木消失，稻草和其他作物被用来作为烹饪的燃料。随着土壤中有机物质减少，土地肥力下降。
土地的健康状况恶化，人们的健康同样恶化。最后根本就没有足够的食物来分配。像久经干旱的田野一样，这种绝望情绪也可以轻易地被引燃。
这种情况并不单单是非洲。在印度，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也箭拔弩张。由于每一代都在对已经很小的地块进一步细分，对土地和水资源需求的压力剧增。随着印度的人口预计将从2008年的12亿增长至2050年的16亿，增长的人口和日益减少的水资源供给之间的冲突似乎不可避免。其危险是，印度可能面临的社会冲突比卢旺达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詹姆斯·加萨纳所说，人口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一个可以引发地域、部落、种族或宗教间冲突的问题。
同一流域各个国家之间的水资源分配分歧，是产生国际政治冲突的常见来源，特别是在人口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河流流量供给的地区。尼罗河流域的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是潜在冲突最突出的地区。埃及降雨量很少，农业生产完全依赖从尼罗河取水。现在埃及得到了尼罗河水的大部分，但其人口预计到2050年达到1.3亿（目前为8200万），从而大大扩大其对粮食和水的需求。苏丹，其4100万人口的粮食生产也主要依赖尼罗河，到2050年人口预计将有7600万。在了河流源头85%所在的埃塞俄比亚，其人口预计将从8100万扩张到1.74亿。
当尼罗河水流到地中海时只有少量的水残留，如果苏丹或埃塞俄比亚取用了更多的水，埃及将获得更少，使得它更难养活额外增加的4800万人。虽然三个国家间签订了一个水权协议，但埃塞俄比亚只得到了其中非常微小的份额，它对水资源的需求自然会很强烈。
在北部，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分享着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河流源头的土耳其正在底格里斯河上开发一个大规模项目，以增加灌溉和水力发电。预计人口将从2100万增长到本世纪中叶3700万的叙利亚，以及人口将从目前的3000万增加两倍多的伊拉克都正为此担忧，因为他们将需要更多的水。
在中亚咸海流域，5个国家分享两条外流河，即阿木锡尔河和锡尔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水需求已经超过了两条河流流量的25%。
(摘自：http://www.earth-policy.org/images/uploads/book_files/pb4ch02.pdf )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