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共产”稿费

一般作者得到稿费，多买些书刊或是生活必需品。文化人或专业文学艺术家则不同。他们有了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

　　据文献记载，延安时期的稿酬至少从1936年8月就已实行。此时，二、四方面军正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尚在保安，而且硝烟未熄。为“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中央决定出版《长征记》。为此，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向陕北一方面军各部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电报和信函，希望大家积极撰稿，展示长征宏图。征稿信说:“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致谢意。”此书由徐梦秋、成仿吾、丁玲编成，于1942年11月出版。

　　1937年5月10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以纪念“八一”节10周年。为编好军史材料，特组建了一个包括11人的强大编委会，他们是: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肖克、邓小平等。通知明确说:“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

　　1939年1月，毛泽东致周扬的信中不仅有付稿费的表述，而且还有付酬的具体标准。当时为了向全国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民政等真实情况，以粉碎国民党的造谣歪曲，毛泽东决定编写一本《边区实录》。初稿由他的秘书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毛泽东委托周扬“全权负责修正此书”。信末特写明:“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这本书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毛泽东为它题写书名并题词。稿费也及时兑现。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话，其中谈到稿酬问题。他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从以上文献可知，延安时期尽管生活艰苦，但对文化人的精神劳动是尊重的，稿件采用发表，都付给报酬。

　　延安时期的稿费有钱、物两种形式。“物”的种类是多样化的，都属于生活必需品之类。

　　在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物”是人们生活所必需的，同样珍贵。“物酬”包括毛巾、肥皂、笔记本、纸张、铅笔等。这些物品当时奇缺，“公家”所发根本不够用。文化人每月按规定、分级别供给几张纸，领取时有严格的登记制度。人们写稿子多是一张纸当做两张用(两面写字)。当时，能用上新毛巾和肥皂，就属于“上档次”的人物了，令人羡慕不已。所以，写稿得到“物酬”，是很自豪、很骄傲的大事。

　　还有的“物酬”则是“赠送书报刊”。《歌曲月刊》(1940年9月创刊)的“稿约”更具体些:“来稿发表后，以本刊一册为酬，版权归作者所有，但本刊有选编权。”一年后该刊改为《歌曲半月刊》，仍是“来稿选用者，可以本刊为酬”。当时一本刊物值多少钱呢？约为2至5角。

　　一般作者得到稿费，多买些书刊或是生活必需品。文化人或专业文学艺术家则不同。他们有了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即“一人得稿费，大家去消费”。这几乎成了一种特有的“时代风气”或约定俗成的“规矩”。在这个问题上的“小气”，会受到其他人的非议。

　　在延安生活过的作家卞之琳回忆说:“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至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一个中国革命者的私人纪录》一书中说:“萧军那时有点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带走。”

　　另外，作家周立波、陈学昭、曾克，艺术家张季纯、钟敬文、马可等，都谈到过当年延安“一人得稿费，大家去消费”的愉快而难忘的经历。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