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华
大运河从区间运河到南北水运干线的形成，历时2500年。自其开挖之日起，就随着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和需求而在空间上不断延伸。春秋战国时，诸侯林立，所开运河多为区间运河。秦汉至隋唐宋时期，政治中心在黄河流域的西安、洛阳和开封，而经济中心在东汉时逐渐转至江淮流域，隋唐宋时期移至江南地区，出于政治控制和经济平衡等需要，这一时期逐渐建成以西安、洛阳和开封为中心，北抵北京、南至杭州长达2000多公里的东西大运河。元代以后，政治中心均设于今北京，大运河路线由隋唐宋时期的弓形拉直而为弓弦，形成自北京至杭州纵贯南北的京杭运河。
（一）春秋战国时期：江淮河济水系的沟通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诸侯国经济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争相控制瓜分公室，扩充领地，兼并战争由此而起。为战时运送军队和粮饷，各诸侯国相继开挖运河。这一时期所开运河多为区间运河，且多位于河网密集地区，通过简单的工程将相近的天然水体加以连通，虽迂回曲折，但沟通了太湖、长江、淮河、黄河和济水等水系。
春秋后期，位于今江苏一带的吴国崛起。约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为讨伐楚国，以伍子胥开胥溪，沟通荆溪和水阳江，进而沟通太湖与长江两大水系。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与齐争霸，开邗沟，这是我国历史上有确切年代记载的最早开凿的运河。为减少工程量，邗沟尽量利用天然河道和湖泊，以人工渠道加以沟通。开成当年，吴军就由长江经邗沟北上入淮河，逆淮河而上，入泗水、沂水到达齐国，并打败齐国。在此后的2500年间，邗沟的路线逐渐取直，一直是沟通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的主要运道。
吴国灭齐后，为北上与晋国争霸，在今山东鱼台和定陶之间开挖菏水，沟通淮河支流泗水和济水。菏水开通当年，夫差就沿着邗沟北上入淮，由泗入菏，再由菏入济，到达济水岸边的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与晋定公争做盟主。
战国中期，地处战国七雄中央的魏国最先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国力盛极一时。魏惠王即位后，雄心勃勃，力图称霸中原。为此，先在公元前361年将都城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迁至今河南开封。次年，以泗、菏、济之间的运道迂回曲折，开凿鸿沟。鸿沟是最早直接打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
（二）秦汉时期：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东西大运河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展，运河在政治控制和经济均衡等方面的功能日渐凸显。秦汉时政治中心在长安、洛阳，同时江淮间的经济逐渐得以开发，打通自东南向西北的水运通道提上议事日程。
秦统一六国前，水运已很发达，自黄河西上，可由渭水通关中；自黄河入鸿沟，可达江淮。这条运道不仅是秦与东方各国转输的要道，也是楚汉战争时刘邦自关中向东输送粮饷的要道。刘邦统一全国后，又沿此运道将江淮漕粮转运至关中，供应西北边防及首都官民；同时沿此运道向东辐射其政治控制，进行军事活动。此后，许多政权都将其政治中心设在这条运道附近，直至元代。
汉武帝时，内多兴建，外则抵御匈奴入侵，漕运量由汉初的几十万石增至百万余石，而渭水运道迂回曲折，难以满足漕运需求，因自长安引渭水至黄河，开漕渠三百余里。漕渠开成后，漕运量猛增至四百万石，武帝元封年间（前110-115）更是高达六百万石。
（三）魏晋南北朝：南北大运河雏形渐具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各割据政权都非常重视经济的发展和运河的开凿。如曹魏能够统一北方，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始于屯田，成于转运”。
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欲向北用兵，统一中原，开凿了白沟、平虏渠、利漕渠和泉州渠等区间运河，沟通黄河与海河两大水系。如此，魏晋时期，自都城洛阳向东南有汴渠，直达江淮；向西则溯黄而渭，而成国渠，直抵西安；向东北则经由曹操所开运河抵达北京，南北大运河雏形兼具。
东晋以后，南朝建都健康，南方多水，除开凿辅助性运渠外，主要是对天然河道的渠化，因修建大量堰埭。如破岗渎上建有14个堰埭，把渠道分成梯级，可以蓄水、平水，这是有关堰埭的最早记载。船只过埭时用人力或畜力拖过，或设置绞盘等机械，这是最初的升船机。北朝以黄河为主要运道，以近海航运为辅助；南朝航海，远及四方。当时船只之多，水战时多至上万只。几百吨位的船只已很平常，江南大船能装载2万斛米。
（四）隋唐宋时期：“横亘东西”、“纵贯南北”运河格局的形成
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持续30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为沟通首都与经济中心的联系，加强东北边防，开始对运河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与建设。这一时期，以永济渠和通济渠为标志，形成以西安、洛阳和开封为中心，北抵北京、南达杭州横贯东西、纵贯南北长达2000多公里的全国水运通道，是我国水运史上最为发达的时期。
隋文帝开山阳渎，自淮安抵长江，是邗沟的重修。隋炀帝在鸿沟和泗水基础上开通济渠，至泗州入淮河，即后来的汴渠；整修拓宽山阳渎；大修由长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时船只由长安或洛阳可直达杭州，因称之为“东西大运河”。隋炀帝为大规模征讨高丽，在曹操所开白沟等区间运河基础上开永济渠，南端引沁水通黄河，北至今北京。自北京经永济渠至黄河，入通济渠转南下，可达杭州，因称“南北大运河”。
北宋运河工程技术和管理水平发展到高峰，在运河与淮河、长江等江河交汇的运口处创造了具有综合工程效益的设施——复闸和澳闸。澳闸是由闸门、引水和退水渠、澳（蓄水陂塘）组成的工程体系。除季节性水量调节外，通过多级闸门与引（退）水设施的联合运用，形成类似现代船闸工作原理的工程设施。北宋时由江南地区运至汴京的漕粮最高达800多万石。
（五）元明清时期：“纵贯南北”运河格局的形成与完善
元统一中国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选择了邻近其故乡蒙古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都（今北京）作为首都，一改隋唐宋政治上坐西的格局而为坐北，大运河线路随之由隋唐宋时期以北京、西安（洛阳和开封）和杭州为端点的弓形拉直而为以北京和杭州为南北端点的弓弦。
以通惠河、会通河的开通为标志，元代将隋唐永济渠的北段白河（今北运河）、卫河（今南运河），以及黄河以南的淮扬、江南运河、浙东运河连接起来，形成以北京和杭州为端点的南北水运通道，即今京杭运河。为解决北京至通州间约20米的地形高差问题，元代在通惠河上置闸，最多时达24闸，成功地实现了航道水深的逐段节制。为穿越高差达50米的山东地垒，明清时期在会通河上兴建戴村坝水源工程和南旺分水枢纽，通过闸、坝、堰、堤等水工建筑的运用，成功解决了大运河最高段的水源问题。在黄淮运交汇的江苏淮安地区，为解决黄河泥沙淤积和漕船平稳穿黄过淮等问题，采取“蓄清刷黄”、“避黄引淮“等措施，持续兴建了洪泽湖大堤、束清御黄坝等一系列水工建筑物，最终形成清口—洪泽湖水利枢纽。清口—洪泽湖枢纽集中了当时最为复杂的工程问题和管理问题，代表了当时中国水利规划设计与工程、管理技术的最高成就。
京杭运河运用300后，即16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黄河对运河的干扰随着淤积的加重而严重。淮河在黄河的压迫下最终于1851年由洪泽湖改道入长江，黄河则于1855年改道北行。1902年清政府终止漕运，对大运河的经营也随之停止，京杭运河南北贯通的历史宣告结束，萎缩成区间运河。
总之，大运河在其建设与运行的2500年中，随着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需求而不断延伸，最终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涵盖今35个地级市，延伸区域几乎覆盖中国东半部；大运河沿线自然条件千差万别，赋予其在工程技术领域创新的空间，各时期高水平的水利工程技术往往首先出现在大运河沿线。可以说，大运河历时2500年，至今仍在发挥效益。它以其历史持续性和技术卓越性而贯穿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堪与长城同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