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科技日报 记者：张盖伦
“这么重要的荣誉，我够格吗？组织上同意吗？”共和国勋章颁发人选公示前，面对前来征求意见的评选组，屠呦呦的反应，是反复确认这些问题。
她总说，感谢党和国家给她这么大的荣誉。尽管已经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4年，尽管名字近乎家喻户晓，但屠呦呦依然保持着低调，依然顽强“抵抗”着外界的关注，依然还不习惯成为注目的中心。
屠呦呦始终惦记的，就是青蒿素。
4年前，当“满世界都是屠呦呦”时，她对时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说的话却是——“院长，可以了吧，赶紧停下来。我不太愿意搞这些场合上的事情，是时候谈谈青蒿素的具体问题了吧。”
只要国家有任务，扔下孩子就走
屠呦呦一直在跟青蒿素的具体问题打交道。
1969年年初，刚过38岁的屠呦呦已经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了快14年。她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同年到中药研究所工作,后脱产两年半参加卫生部委托中医研究院举办的“西医学习中医班”。
那年1月21日，屠呦呦了解到一个全国性大协作项目——“523”任务，她的科研人生就此迎来转折。“523”任务，是一项援外战备紧急军工项目，也是一项巨大的秘密科研工程，涵盖了疟疾防控的所有领域。
抗疟药的研发，就是在和疟原虫夺命的速度赛跑。
中医科学院中药所原所长姜廷良说，重任委以屠呦呦，在于她扎实的中西医知识和被同事公认的科研能力。
“能够参与这样重要的项目非常不容易。她怀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与屠呦呦共事几十年的同事、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廖福龙说。
人们常讲，好奇心是科学家研究的第一驱动力。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支撑屠呦呦坚持下来的，是“责任”和“担当”。屠呦呦那时常提的，就是国家培养了她，她也得为国家做些事情。“国家交给你任务，就努力工作，把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
接手任务后，屠呦呦翻阅古籍，寻找方药，拜访老中医，对能获得的中药信息，逐字逐句地抄录。在汇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2000余内服、外用方药的基础上，课题组编写了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正是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析铸就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
扛得住190次失败，做得了试药“小白鼠”
到1971年9月初，课题组筛选了100余种中药的水提物和醇提物样品200余个，但结果令人失望。
屡屡受挫，课题组面临困境。“我也怀疑自己的路子是不是走对了，但我不想放弃。”屠呦呦回忆道。
重新埋下头去，看医书！
从《神农本草经》到《圣济总录》再到《温病条辨》……终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关于青蒿抗疟的记载跳了出来，给黑暗中摸索的课题组一抹亮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