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委办公室 殷人琦
看着与儿子一样大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充实到水科院的各个岗位上，看着一张张朝气蓬勃、踌躇满志的脸庞活跃在水科院的各种舞台上，我常常想起我的年轻时代——当年，我曾是一个兵。
我的梦开始的地方是在山西吉县的大山里，黄河的壶口边。那时到吉县，要从临汾坐整整一天的汽车。一路上悬崖峭壁、沟壑纵横。放眼望去，贫瘠的吕梁山脉，天是灰的，山是秃的，路是黑的；而我的感觉，车是转的，头是晕的，身是僵的，心是凉的！最有活力的是胃，从进山就不歇着，翻江倒海，把胆汁都要吐出来了！原来的女学生，现在的女新兵，都趴在卡车两边的车帮上尽情地吐。那滋味，刻骨铭心！
那时候，壶口不是什么有名的风景区，也就是一个瀑布，我们都以为叫“虎口”，咆哮的黄河到这里是要吃人的！部队住在旁边，地名叫七狼窝。
在七十年代初，能当上兵，穿上绿军装，戴上一颗红星（帽徽）和两面红旗（领章），那真是一代青年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我们的部队是第一年招女兵，没有女式军装，女兵都是先穿男式战士服。我穿男式3号衣、4号鞋。到1974年，部队改军服，我们女兵改戴无沿帽、穿裙服，才逐渐地女性化了。但鞋子还是穿大头皮棉鞋、老头布鞋和解放鞋。在山西吉县，我们最初被老百姓的娃娃们称作“女解放军叔叔”。
我当兵时干的工作是电话兵，主要是总机值班，兼做单机维修及近距离的线路维护。
那时电话线从总机房引出后，有通过房顶固定的，有通过墙上固定的，但大部分是架在电线杆上的。我从小就恐高，三层楼的阳台都不敢去，总觉得一上去就要往下掉，心慌，由于这个原因，我特别怕爬电线杆。谁知“越怕有鬼越有鬼”，当兵后第一次去查线，是我和女兵小于去的，她的年龄比我小，个头比我矮，我不敢让她上电线杆，只好硬着头皮自己上。那时的电线杆是沙篙外面涂一层沥青，我先把脚扣扣在电线杆上，再把脚塞进脚扣里，两脚交替向上爬。电线杆不够标准，比常规偏细，越往上爬杆越晃，要断了似的。我心里想着毛主席的那句著名的诗词“乱云飞渡仍从容”，尽管如此，可还是很恐惧！ “最高指示”也控制不住我浑身打哆嗦，好不容易爬到杆顶，系好安全带准备接线，就听到下面小于喊：“你下来吧，下来吧，我来！”我哆嗦着说不出话来，咬着牙把电话线接好了，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下来的。下来以后，我待了好半天才问小于：你喊我下来干什么？她大笑不已，说：你在上面腿哆嗦的把电线杆子都快摇倒了，我不怕，换你下来呀！我听了以后，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一个字“晕”！早知道应该让她上，这个“小矿工”（她的外号）根本就没有领我的情，我要是从电线杆子上掉下来真是比窦娥还冤啊！
当兵的那些日子，一半时间是在劳动，也练就了我强健的体魄。在部队搬砖，是背在背上，我能背14块以上；在部队挑水浇地，两只大号铁皮桶，挑在肩上，上坡下沟，一干就是一天。一次，我们连队整理货场，搬运隧道运渣车用的钢轨，钢轨一根很长很沉，我们全排每两人一组，由排长和另一个战士把一根钢轨抬起，放在两人的肩上，就这样，我们一趟趟地往返于货场两端。我从上午就觉得体力不支，浑身不舒服，到了下午，腿就像灌了铅，全然没了力气。接近下工的时候，我实在是撑不住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排长他们刚把钢轨放在我肩上时，我就情不自禁往地上坐，心里特别难受。当时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我是强忍着不让眼泪掉出来。排长和班里的战友都关心我，让我歇会儿。终于熬到下工的哨声响了，我随着整齐的队伍和嘹亮的军歌声回到了连队。回到连队后，我找卫生员测量体温，已经是三十九度六，他给我开了退烧药并且安排了病号饭。战友们让我回宿舍，她们吃完饭后等炊事班做好了就给我把病号饭打回来。虽然病了，但干了一天活儿，我还是感觉特别饿，我翘首等待着“美味佳肴”！等战友们给我把大半盆（搪瓷盆）面条端回来时，我狼吞虎咽地一口气就吃掉了一大半！当我一抹嘴抬起头，看到了战友们那一双双企盼的眼神，刹那间，我好愧疚啊！大家除了生病平时都吃不到面条，尽管面条里没有肉和蛋，可面条在出锅时放了猪油和葱花，香气四溢！闻一下都“美”半天，谁都想尝尝。即使已经吃饱了饭，那也能再吃一大碗，可我给她们留得太少了！那时，病号饭是很神奇的，治病的威力比药大，我吃了病号饭和药，第二天，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紧张忙碌的工地上了。
部队每年冬季都进行野营拉练，以连为单位，全师出动。我们连是警通连，是司令部的直属连队，担负着司令部的警卫、通讯任务。白天背着背包和7.7斤重的56式半自动步枪，双脚打满了血泡，一瘸一拐地坚持行军。天黑到达宿营地，为保障部队的联络畅通，我们还要架线，安装电话总机和单机。一天，我们重走毛主席当年东征的路，从早上起就在山脊上、山坳中的荆棘树丛中钻来钻去，一直到太阳西斜也不吃饭，后来才听说是大部队迷路了。我们实在是又饿又渴又累。虽然每人身上都背着水壶，但为了省劲儿，水壶里不灌水，背着是个摆设。我们只能抓点树上地上没有被弄脏的冰雪吃。可饿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就想吃树上结的黄果子，但连长不让吃，怕中毒。我们女兵顾不得那么多了，班长先尝尝，很酸，但可以吃，我们就开始折断我们头顶上那些挂着冰碴的黄果子树枝，拿着树杈把冰碴果子直接送到嘴里，酸酸的、凉凉的，还是很能安慰嘴和胃的！我们在漫山遍野的黄果子树中一边走，一边吃，大家再互相说话时，发现彼此的手和脸都被黄果子染花了，黄果子碰哪儿哪儿黄，一时间队伍气氛活跃起来，全然忘了一天行军滴水未进的苦和累了。这种黄果子，直到21世纪我们战友聚会还在想念它，班长告诉我们，黄果子学名叫“沙棘”。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哇塞！真让人感叹！当年“有毒”的黄果子，如今成了包治百病、延年益寿的“仙果”了！
打“坦克”是七十年代初一种特殊的军事训练项目，是针对当时“苏修”要趁冰冻季节从乌苏里江上侵犯我国领土而进行的战备演练。我们在山里，坦克开不进来，只好用大型拖拉机代替。那个庞然大物，人一到它跟前就显得很渺小。训练的时候是单兵教练，全排站好队列，战士一个一个地向前冲。我们背着56式半自动步枪，端着“炸药包”，从“坦克”的前侧方，跑到“坦克”前把“炸药包”挂在“坦克”的“薄弱部位”。为防备“炸药包”爆炸后伤及自己，同时还要防备“坦克”炸毁后，“敌人”逃出“坦克”负隅顽抗，按照规定动作，要迅速向坦克行进的相反方向跑出，边跑边将右手握住背在身后的步枪枪托，从右往左扬臂绕过头顶摘下，在离坦克10米左右的地方左腿前弓,左手、左膝、左肘、身体左侧迅速着地侧卧,右手持枪向前方送出,左手接握枪的下护木,全身伏地，成无依托射击状。这种动作我们练了一周，浑身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碰哪儿哪儿疼！每天训练回来，腿抬不起来、蹲不下去，连床都上不去。
这其中，还有一段让我惊心动魄的“插曲”：一次训练，我们班的一个女兵跑得过急，加之野外山地坑洼不平，她一下子就跌倒在了“坦克”前！“哎呀！”“快停下！”我们全排人都失声惊叫！但那庞然大物浑然不觉，依旧轰隆隆地向前推进。完了！她的两条腿要被履带碾掉了！这大概是当时所有在场人的直觉。万幸的是，她很机灵，在性命攸关的时刻，她把身子一转，把两条腿顺成了与“坦克”同方向，从履带下逃了出来！瞬时，我们忘记了纪律，蜂拥上前，抱住了从“坦克”下幸存的战友，泪水，从我的眼里默默地流了出来，“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从心眼里为这位战友的“侥幸”而高兴。
当兵的头两年最让我难过的是想家。有个电视剧叫《嫂子》，那里面的片尾曲写得很感人：“风雨的夜，你拉着我的手，你说有路没路都得朝前走；伤心的事，九千九百九十九，你说不必泪流满面去回首……”短短的几行字，就足以向我们说明“嫂子”的坚强性格。“文革”时，我父亲曾被关进“牛棚”，那时候，只有我母亲带着我艰难地生活。我和母亲受人歧视，就像是在风雨的夜里，饱受着无路可走的困惑和迷茫。我母亲那时候是我唯一的寄托和希望，她常常安慰我说：“你父亲没有问题，我最了解他。”母亲对我的爱，无私而伟大，就像是在风雨的夜里拉着我的手，有路没路都在朝前走。所以当兵后我常常想家，我想我的父亲，更想我的母亲。我想我的母亲不是想她做的可口的饭菜，而是贪恋她那坚强的母爱……
别梦依稀晋河边，三十九年竟似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当兵的历史虽然短暂，但那是青春的记忆，那是人生的历练，那是梦想的起点，那是一生极为宝贵的财富。每当我回想起我的军旅生涯，都会想到我那些战友们的鲜活形象，他们为国流泪，为国流血，给吕梁山带来了“春满人间色，日照大旗红”的壮丽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