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科院水工室，恰逢三单位相关科室合并组建新的水科院，于是我就到水科院报到，后被安排到土工所。就是在这里，我见证了水科院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对这些岁月的回忆成为我晚年的一件乐事，待我慢慢道来。
苦练基本功，上得三尺台
到水科院后，在院所领导大力倡导和老同志潜移默化影响下，我感到要搞好科研工作，必须苦练基本功。我的做法是，读经典著作，走进试验室，多接触工程问题。我结合专业，选读了《水工建筑物的渗透计算》和《滤流理论》，坦诚的讲，要完全读懂是很难的，但我坚持认真研读；期间巧的是，我的第一项任务是电拟试验研究，使得我在读书同时，一年内先后接触了四个工程试验任务和一项专题试验研究。
那时，我和大家一样，都深知苦练基本功的重要性，所以大家都在努力学习。办公大楼是晚上10点关门，图书馆的阅览室也是晚上9点停止开放，可试验室和办公室却总有很多人在工作或者学习，大楼内常常灯火通明。
以过来人的身份讲，在对基本功的操练上，所付出的一切，在以后科研的路上，都会让你获益匪浅，希望年青的科研工作者要充分重视这个问题。
工作仅几个月，组长周汾就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去水工学习班讲电拟试验专题课，时间紧迫，在惊讶的同时匆匆忙忙把读书心得和前一期学习班的讲义综合了一下，就这样硬着头皮上讲台了。
来学习的有我大学同学，他们课后反映，我讲得还不错。后来我才了解到，学习班的各专题课都是由水科院的老专家主讲，只有我一个是刚毕业不久的，想想不免有些后怕，要是当初讲砸了可就麻烦了，不过这也从另一侧面让我明白，能完成讲课的任务，对基本功的操练肯定是最关键的原因。
学术民主和严字当头
水科院是讲“严字当头”的。黄文熙老院长常听专题汇报，有时还让年青同志一道参加，要求严格。我很清楚的记得，那时一篇普通报告，除了专题组长把关外，还要请一两位专家审查，再经过所学术组讨论审查，最终才能由所长签发打印。每个人当然不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通不过，所以在提交前，自己要从严把关，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当然，学术民主与严字当头是并行不悖的。
作为年青学者，我们对老专家很尊重，但对于学术问题的讨论是平等的，渗流组就曾有过几次热烈的争论，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可是，这并不意味老专家与青年学者的对立，而是不同的学术观点之间的对立。往往来讲，问题争明白了，双方的认识也随之深化了，体现了学术民主下学风的严谨性。
从我的切身体验来讲，我曾跟周汾先生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正因为有平等的讨论，我们才共同发现了国外期刊上一篇文章的错误，并采用理论和试验相结合的办法予以纠正，正确的结果后来还被《水工设计手册》所引用。
水科院大家庭——组织的关怀
在学术上从严要求的同时，水科院也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大家庭，我想，这应该也是院所一直能聚集一大批优秀水利学者的原因吧，大家在业务能力提高的同时，也有舒心的生活。
还是谈谈我自己吧，1959年底，组织上派刘令瑶和我到清华力学班进修，我开始是干劲十足，成绩也不错。可惜身体不争气，病倒了。1962年，我做了肺叶切除术，组织上派人到医院慰问我。手术完回到院里，组织上派人在单身宿舍专门为我准备了单间休息，几天后又安排我到八大处西山疗养院休养了几个月。记得当时市场供应很困难，每人每月才有二两定量肉，大手术后也只给两斤肉票，别的什么也没有。休养期间，疗养院提供牛奶，伙食也很好，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去疗养院前，我把补助肉票交给刘令瑶，请他替我处理，因为到疗养院后肯定不需要了。可等我从疗养院回来，刘令瑶居然拿出两斤腊肉给我，说他一直替我保存着，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那段日子里，组织的关怀，同志的情谊，让我终身难忘。
永远的功臣——忆徐世果
徐世果是我们电拟试验室的老工人，技术高超。那时在渗流组，总把最困难的试验交给他做，大家也都争着要和他合作；同时他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时常进行一些技术革新。他创新精神强，曾经与工厂一起设计了整体式电拟试验仪，做了一个可在试验过程中直接使用的，用缩放仪直接记录测量结果的电导率测量小设备，不仅替大家省了很多功夫，测量数据还很准确。很多人都是在徐老的帮助下，完成了很多难以完成的任务，我也不例外，可以毫不犹豫的讲，他是对我室电拟试验帮助最大的人。
当年，我接受青田水库电拟试验任务期间，受条件限制制作电解液模型有困难，他建议我用电阻网做试验，可当时没有电阻网装置，他便亲自和我到交电公司买来处理电阻筛选，做出了电阻网简易装置，才得以把试验完成。
其实那时徐老就有做大型电阻网装置的设想，后来等经费申请下来，他带头把电阻网装置初步搞起来了，积累了更多的“实战”经验，后来在很多工程上都派上大用场。记得在1968年，刘家峡副坝要做大型三向渗流试验，电阻网装置结点不足，他和戴强、许国安三人到工地迅速制作完成了简易电阻网模型。1968年夏我到刘家峡出差时，正是利用他们的模型，取得了理想的试验成果。后来我结合工地质检成果写了一份报告，由于试验设备到位及时，赢得时间的同时还得到好的试验成果做报告依据，受到了北京院的好评。
从下放工地调回杭州退休后，在刘宏梅和我的推荐下，徐老没有选择安心养老，而是选择到扬州大学水利系发挥余热，帮他们进行三向电拟试验的研究。
几年前，惊闻徐老因误诊病情延误而不幸逝世，悲痛难过之余，始终难忘他是电拟试验室永远的功臣。
朋友情谊——忆徐家海
徐家海身体不好，长期患胃病，还因胸膜炎住过院。但他工作起来却是非常卖力。因为他的工作性质和我相近，又曾在同一个专题工作，两人很投缘，自然成为好朋友。他并不像有的人印象中那样不苟言笑，而往往说话很幽默。我们那时经常讨论问题，互相启发，而且他比我资格老，经验多，我对他更多了一份尊重。记得我们两人还一起敲开肖天铎先生家的门，向他请教问题，得到很多教诲。
1964年4月，徐家海、潘仁根和我到唐山陡河水库大坝取土样，在现场用野外试验箱进行试验。现场生活条件很差又遇倒春寒，北风凛冽，徐家海有胃病，吹风以后很难受，可他仍然坚持了近一个月时间，常常用手按着肚子以减轻痛苦。
一天，我们趁休息步行八里多地，到开平镇取款，那里条件稍好，我们每个人都要了一份炒菜和一碗小站米饭（不要粮票，属高价米），我们狼吞虎咽，一口气吃完了，现在想起来那顿饭吃的是那么香。
不过这可苦了徐家海，可能米饭的量大，煮的较硬，徐家海一整宿都不舒服。我知道后还想埋怨他为什么勉强吃下去。其实那时的情况是绝对不允许剩饭的，有人因为剥了红薯皮都可能跟资产阶级作风联系上，又怎能埋怨他呢！
记得有一次，他买了一桶奶粉要送给我，意思是我们讨论问题时，他受到启发，对他的文章很有帮助，想表示感谢。
当时这种奶粉很贵，恐怕要占他稿费的很大一部分。这做法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平时讨论问题，启发肯定是相互的，而我知道我受他的启发其实更多，自然不应收下他这么贵重的礼物，何况他身体很差，奶粉对他正有用，几经推让还是被我婉拒了，事虽不大，却反映了那个特殊的年代，朋友间的浓浓情谊。
署名的遗憾——两员女将的奉献
当年周汾先生领导的排水减压井专题，分给我的任务是渗流计算和设计，徐世果搞电拟试验，而浦琬华和郭秀英两位女同志的工作都是既要技术又要体力的渗透试验。
当时渗透试验是在办公大楼和泥沙试验厅的过道里进行，采用大型渗透仪，筛土、装土、卸料和试验都是由这两员女将进行，特别对于身材矮小的浦琬华同志而言，这种重体力活更是一次考验。几个月后任务顺利完成，她们的试验成果完全奉献出来，却因为她们不是执笔者，作者中竟没有她们的名字，而我因执笔写了一章，则被列为作者之一。现在想想，这种署名方式，是有些遗憾的，算是对后来科研论文署名方式的一种启示吧。
要求进步——共产主义小组
上世纪60年代，土工所很多共青团员因超龄陆续离团，心里有些失落，他们迫切要求继续进步，希望有组织能把他们管起来。土工所党支部充分理解大家的心情和要求，把一批超龄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常亚屏同志担任组长，由党支部直接领导，使这批青年恢复了组织生活。他们和所内党员一起学习，共同进步，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才停止了小组活动。
爱护知识分子——提拔工程师
1965年，水科院提拔了一批工程师，主要是1956年和之前毕业的科研人员，土工所也有十几人被提拔。这在当时算是一件大事了，因为当时的气候，很多单位都不敢如此，但水科院做了。尽管提职不提薪，但充分表现了院所敢于承担责任和对知识分子的爱护，这件事当时影响很大，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一天四季
1964年，大家下楼出院，大批人马去工地参加现场试验，许多人都到了以礼河梯级电站。1965年，又有一批人抽到工作组，到以礼河工地参加四清运动。现场试验虽然辛苦，但四清工作组仍然坚持跟工人同吃同住，跟班劳动，哪怕他们还有自己的工作。1966年春节期间，工地派卡车送大家参观工程全貌，以表示慰问。
我们从海拔2100多米的一级毛家村水库往下，出发时还穿着棉衣；到了二级的水槽子电站，可见到树已发芽；等到了干沟，则呈现了桃李盛开，春意盎然的景象；到了三级的盐水沟电站，更是看到像树一样高大的仙人掌，一丛一丛的，还开满了花，已有夏天的感觉，一路走一路减衣服；到了四级小江电站所在处，因距金沙江边很近，海拔仅几百米，热得只能穿一件衬衫了。
金沙江畔水碧蓝，大家光着脚在水中嬉戏。在短短一天时间里经历了四季的变化，观赏到这般变幻无穷的风景，令所有人心旷神怡，不由赞美大自然的神奇和祖国山河的壮丽，这也算是水利人的一种特有的享受吧！
难得的解脱
文革开始后，科研基本停顿了。1968年，刘宏梅、凌均熙、浦琬华和我4个人抓住了一次机会，两次去密云水库，住在水库管理处的办公室，帮他们分析观测资料，取得了些成果，得以避开了当时院里无休止的抓革命的环境，同时也做了一些实际工作，在当时的年代，这件事情使我们都感到轻松和解脱。
毕生的情结——重回水科院
水科院解散下放时，经院里联系，我去了天津，改了行，先后在雷达厂和无线电所工作。既然改了行，工作当然要干，经过努力也还算顺手了。当时根本想不到水科院会恢复，不过对水科院还是很有感情，心里一直惦记着，一旦有机会，一定要来北京看看留守的老朋友，1976年唐山地震后来北京，还与常亚屏一起在抗震棚住了一宿，感触良多。
1978年水科院恢复，单位征求我的意见，我毫不犹豫，表示愿意回院。可是因我在天津的工作单位已不属于水电系统，后经过水科院和岩土所的多次努力，天津方面终于同意我回水科院。我爱人所学专业对水科院也有帮助，经努力一并调到水科院。
悠悠二十载，难舍旧院情，水科院，我又回来了！
（此文写于二○○八年九月，编辑：殷人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