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庆 华
一、我与泥沙研究所的不解之缘
我在泥沙研究所担任了7年（1980年10月～1988年1月）副所长，7年（1988年1月～1994年12月）的正所长。此外，在“文革”期间水科院被撤销后，曾称“水电部科研所”、“水调所”时，我担任过水利室水工组组长、中央防办工情室副主任，这段时间（1972～1978年）也有6年之久。
我于1956年9月从华东水院毕业，获“三好优等毕业生”称号，被选送留学苏联，进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1年，按计划1957年出国。根据国家12年规划，针对长江荆江河段治理的需要，我去苏联研究的题目指定为“河流弯道的裁弯问题”。后因苏方提出刚毕业的大学生要在国内进修一年后才出国，国家指定我到中科院水工室或水科院泥沙研究所两个单位中的一个单位进修一年，以研究生的待遇，有导师。后来由我的大学好友陈明同志带我到水科院泥沙研究所，见了孙子文副所长，孙子文是华东水院的老人事处长，刚调来水科院泥沙研究所，知道我是华水学生，很热情地接纳我，并把我介绍给方老，说方老就是你的导师，你跟他好好学习。方老对我很好，告诉我泥沙是个苦学科，要从最基础的学起，并指定我跟着尹学良工程师学习永定河的河床演变研究。给我制定的题目是“三河特性的分析”（即永定河、黄河、废黄河），我要交一篇文章。
后来，由教育部下文，将我研究生待遇改为同届毕业生技术员待遇，正式列入为水科院的编制。由此，我跟水科院泥沙研究所结下了不解之缘，与中国的泥沙问题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吸收国外理论，积累自身的实践经验
（一）由泥沙研究所创办的《泥沙研究》，早期的几期都是苏联和西方有关泥沙的重要理论著作的译文。20世纪50年代初期只能学习苏联，苏联的泥沙科学著作对奠定我国泥沙科学的基础起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期，钱宁先生从美国带回来一整套爱因斯坦理论及西方其他学者的论著，扩大了眼界，对我国泥沙科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二）为了解决三门峡水库及其下游的河床演变等泥沙问题，经水利部统一组织，由水科院泥沙研究所主持，与官厅水库、卢沟桥水文站及北京市防汛部门合作，开展了官厅水库的进出库水沙过程的测验，库区淤积测验，水库异重流测验等项目。为了观测水库下游的河床演变与泥沙运行规律，从永定河三家店至梁各庄布置了官厅、三家店、卢沟桥、金门闸、梁各庄水文站，测流取沙。在鹅房-立垡建立了河床演变的观测河段，进行断面变化的观测，沿程河床质变化的观测，在若干断面还埋设了煤渣“桩”，观测其冲刷问题。总之，将永定河作为黄河的模型。
确实，泥沙研究所从官厅水库及其下游河床演变的观测研究中得到了许多多沙河流水库调节运用及下游河床演变的规律性的认识，例如水库异重流问题、水库下泄清水期间河床粗化问题、挟沙能力的沿程变化问题、滩地的冲失与保护问题等等，官厅、永定河的这套系统的观测研究方法远远优越于国外，这大大地丰富了泥沙学科的理论和实践，使我们从理论和实践认识上有了极大的提高。
（三）我出国前的学习准备。1957年我来到泥沙所，很幸运地得到两位杰出的中国泥沙专家方宗岱和尹学良的指导关怀和培养。他们严格地要求我从最基础的技术问题做起。他们派我到卢沟桥水文实验站学习泥沙的颗粒分析方法，到水文测验船上去跟测工们一起去测流取沙，每天早8点和晚8点去看水位。后来又住到了立垡河床观测队，每天也是参加测流取沙，测河床断面。为了观测官厅水库下泄清水对河床断面的影响，我和王会合雇了马车去丰台车站拉煤碴，在河道滩面上埋设煤碴“桩”。多余的时间，我和王会合就分析资料、绘图。
记得有一次方老带领我们进行永定河治理规划的查勘，到了新泛区的旧安茨县城，只见泥沙将整个城都淹埋了，旧城墙只剩了城垛还露着，方老要我们越过护城河去县城那边看看。当时有尹学良、王会合和我。我们几个踏着新淤的淤泥都过去了，方老最后一个过，因为新淤的泥面被我们踩软了，加之方老比我们胖，一下就陷进泥里去了。幸好有经验的老船工急得直叫“快扒下！”我们紧张地伸过撑船竿，将方老才慢慢拉了过来。方老一身的泥，但他鼓励大家继续查勘，当船行进到龙凤新河，我们大家都在清水中洗得干干净净。这时大家才哈哈大笑要方老请我们上天津吃狗不理包子压惊。老一辈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乐观精神，使我终生难忘。
还有一次，尹学良工程师带我去查勘废黄河，与我们同去的有江苏省水利厅的颜登世工程师和南科院的唐存本（我大学同学）。我们从徐州出发到了涟水，从涟水乘船往中山河河口进发，没曾料到中途遇上8级大风，将我们的小木船冲向河岸，使岸上的整块崩岸直压了下来，差点把船打翻。真是大难不死。到了河口，我们高兴的看到旧黄河口的真面貌，尹工兴奋地拿出了照相机拍下了需要的“资料”，我拿出了望远镜看看淤出的河口海滩。刹那间，只听一声吼叫“不许动！”。把我们吓得真是不轻。当他们来到我们眼前，才知是边防军，我们说明了来历，告诉他们，我们住水文站。他们要了尹工的照相机，等他们调查后会还我们。晚上，他们还来的胶卷已暴光了，原因是河口属边防，不许拍照，并表示了歉意。这次的经历也是很不平凡的。但是我们有很大的收获，实地考查了旧黄河河道特性的演变，河型变化的特征。这些都是从书本上得不到的。
还有一次，方老要我和勾颜兰和水文所的郑似萍（音）去北京斋堂调查泥石流和利用格坝围滩造地整治河道的经验。我们坐火车到了青白口（永定河与青白河的交汇处），坐了马拉的大板车往斋堂出发，那时的路大多在青白河的河滩上，颠簸得很，好不容易到了傍晚才找到了斋堂“公社”，那天正好是人民公社化，“吃饭不要钱”告诉我们从今天起吃饭是免收钱了。一人一勺红薯粥，一个窝头和咸菜。吃完饭后，我们向公社的同志说明了来意。他们很热情，招待我们住下，第二天，他们给我们介绍了1933年当地发生很大的“龙爬”（山地滑坡），将一个村落完全埋在滑落的山体下面。一旦下暴雨这地方常有泥石流。斋堂这地方是革命老区，很穷，当地群众治河都是就地取材，利用当地的石头筑堤坝，筑格坝挡水沉沙造地。既挡了洪水又淤了地，改善了生存条件，增加了农业产量。我们调查的条件很艰苦，但是学到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进行河道治理的知识。
在观测研究永定河的日子里，尹学良工程师全身心的投入。汛情就是命令，只要官厅水库出库的水沙情况有变化，他就立即要我和他一道骑上自行车由水科院出发直奔卢沟桥，查阅卢沟桥水情后，我们俩人分工，一个走南岸，一个走北岸，从卢沟桥到梁各庄，沿途勾画河势，注明险工着溜或脱溜情况，主流和滩地变化，了解沿程水位和流量、含沙量的变化，防汛部门对险情处理情况等。这项工作是经常的，条件很艰苦，骑着自行车，背着书包，书包里装有笔记本、钢笔和彩色铅笔、望远镜、馒头和军用水壶。紧急出发有时是天晴，有时可能是下雨，总之是风雨无阻的。尹工带着我吃苦，苦中有乐，我得到了真正的学问。
水科院泥沙所从官厅水库修建后永定河下游河道的河床演变研究中，得到了多沙河流受水库调节运用后，下游河床演变过程的最完整的最宝贵的资料，提出了清水冲刷后河床的粗化问题，浑水排放后下游含沙量的沿程恢复问题，清水冲刷造成的滩地坍蹋，以及河形转化等等重要的概念。这些都为以后研究三门峡水库修建后，黄河下游的河床演变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参考资料。
在我赴苏联学习之前，水科院泥沙所给我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方老派我去黄河查勘，目的是让我了解泥沙问题最严重的黄河，让我自己去。我到了黄河水利委员会工务处。接待我的是工务处的老专家徐福龄和科长高克昌同志，从介绍信中他们知道我是留苏预备生，又知道我是方老的学生，他们对我非常热情，徐老给详细介绍黄河下游河道的演变，河势变化、防洪问题、黄河的泥沙与防洪堤的变化发展。让我看了很多资料，教我看河势图。从中，我领略了“一弯变，弯弯皆变”，“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黄河善淤善变善徙，三年两决口的历史演变特点。他们还借给我一辆自行车，一付望远镜，一张介绍信（沿黄河我可在沿黄的修防处段吃住）。我到了秦厂，然后进行了花元口到高村河道的查勘，我沿程对着上一年的河势，了解现时河势的变化，河道走势，险工状况，堤坊现状，堤内堤外地面高程变化等。因为是骑自行车，而且是沿黄河的堤顶，天气很热。那时堤上的人不多，要走很长的路才会有个卖水的“茶摊”，尤其快到傍晚时，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心里不免有些害怕。但那时社会治安很好，不曾遇到“梁山好汉”。这次的调查，使我深入地了解了黄河，也使我感到研究泥沙问题的责任重大，守护黄河的安全是从事泥沙研究的炎黄子孙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次对黄河的考查使我更热爱了自己从事的专业。
（四）国家派我到苏联学习。195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后，我登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到莫斯科我被接送到莫斯科水利工程学院。我的导师是苏联功勋的科学工作者索科洛夫教授，他是列宁勋章和斯大林勋章的获得者，他曾带过两个中国研究生刘大明和杜国翰，这次又带王明甫和我。他喜欢中国学生，对中国有好感。导师给了我们最好的学习研究条件，在他的关怀下，腾出了大半个水能教研室的试验室给我做弯道的泥沙概化模型试验，给王明甫安排在水力学教研室的试验室（占了很大面积）做分汊河道的泥沙概化模型试验，并安排我们考查了德聂泊尔河、伏尔加一顿河、库拉河等，先后到了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尔美尼亚、阿塞拜疆，还有列宁格勒（圣彼德堡），拜会和访问了当时苏联最有名的泥沙专家，如维里康诺夫、耶盖阿扎罗夫、马卡维耶夫、列维、罗佐夫斯基、罗辛斯基、康特拉齐耶夫、罗西耶夫斯基等……。我的俄语比较好，在国内准备的时间长，可以听得懂，能进行交流，所以能得到这些名师的指点。
有一次与导师见面后，临分手时，他对我说：“你是非常出色的学生。我有个愿望，希望你回国后不要做官，要专心做研究，为你的祖国和人民服务，你们中国的泥沙问题很严重，需要你们这样的专家去解决。”我牢记了他的嘱咐，1963年初莫斯科水利工程学院学位委员会全票通过了我的论文，回国后我回到了水科院泥沙所。
三、将红旗插在黄河上
泥沙研究所以研究世界上最难的黄河为己任。在我去苏联学习之前，我记得在1958年孙子文副所长将我领到了张子林院长那里。张院长说：“河渠研究所要把红旗插在黄河上。河渠研究所要与黄河水利委员会水科所密切合作，将黄河泥沙问题研究好。我这里有一封信是给王化云同志的，请你专程去拜会他。”孙子文和方老交待我先去找仝允杲所长。后来由仝所长带我上王化云家，李赋都副主任也在。他们看了张子林院长的信非常高兴，表示欢迎方老、钱宁先生等河渠研究所的同志来黄河开展研究。他们邀请张子林院长和河渠研究所领导到郑州来。不久，张子林院长、方宗岱副所长、孙子文副所长到了郑州就成立“黄河下游研究组”，开了合作座谈会。
不久后，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了由王化云带队的黄河下游查勘工作。这次规模很大，黄河水利委员会有王化云主任、李赋都副主任、韩培诚副主任，黄科所李延安所长、仝允杲副所长．水科院有方宗岱副所长、钱宁研究员、严镜海工程师、李保如工程师、尹学良工程师，年轻的技术员有曾庆华和洪柔嘉。黄委有麦乔威工程师、郭泰林工程师等，还有黄委水文局、工务处的领导和工程师们。这次大规模的查勘是从黄河花园口至山东打渔张。沿途查勘，开讨论会，让大家各抒己见。这次查勘还讨论了黄河下游三门峡修建后的梯级开发问题和需要研究的问题。
由此河渠研究所正式地介入了黄河的研究工作，把红旗插在了黄河上。
四、我参加的三门峡改建中的泥沙研究工作
1963年苏联学习回国后，先接触了一段海河规划方面的研究工作，“63. 8”洪水后，海河的两条主要分洪道，一条是永定新河，一条是献县减河，主要的两大难题是：①河床和河滩地的阻力系数如何确定；②河口是否要设挡潮闸。这主要是配合北京设计院的工作。
1964年，研究黄河三门峡水库淤积对渭河的影响问题，成立了渭河下游研究组，由河渠所曾庆华担任组长，黄科所郭泰林工程师和西北所刘旭东工程师担任副组长，参加人员有陕西三门峡库区管理局、水科院、西北所、黄科所的技术人员一共20多人，共同整理和分析资料，提出了《三门峡水库人造洪峰期间渭河下游的冲淤演变情况》。这个报告由我执笔编写(由各单位共同整理的材料)。另外一份报告是钱宁先生指导下、由我写的《水库淤积延伸及其延伸的部位》。这里提出了水库淤积翘尾巴的问题，提出了1964年黄河三门峡水库的淤积延伸己到了渭淤17断面，即渭南。这两个报告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水库淤积的状况，都作为1964年周总理召集的治黄会议文件的附件。徐明权和我以会议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那次会议，周总理的谆谆教导，铭记不忘。
五、河口泥沙问题的研究
海河口是我在“文革”期间接受的研究任务，军管会主任亲自下达任务。当时水科院的生产组要我组织一个班子，有河渠研究所艾益龄等和水工所刘子棋，技术上由我负责。水电部袁子钧司长提出由水科院、天津市水利局、天津航道局、海河设计院成立研究组，由我和海河设计院的张仁中负责，要搞清楚海河闸淤积原因，提出解决的办法。这还是水科院解散的前夕。我们住在天津市水利局，野外观测还有天津新港回淤站。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进行了历年资料的系统整理，进行了海河闸的提闸试验。最后向袁司长作了汇报：①海河闸下的泥沙主要来自绿灯以南的南港地区，波浪掀沙由涨潮流带入，由于涨潮流速大于落潮流速，所以闸下成累积性淤积(1000多万m3)，闸上也淤1000多万m3，(由于闸门常年关闭)，②只要闸门提起0 .3m，闸下可以冲刷一个坑，所以要常年提闸冲沙保持闸底板一6m不淤，⑤建议沿绿灯平行于南防波堤修筑一导堤至大沽灯标，一方面挡住南港的泥沙．另一方面可以使闸下维持一个洪水通道，有利于泄洪，闸下的新防波堤可不断地扩展，可开辟一个新的码头，闸下的新河可以不断地挖深。
六、争取生存，为民造福
1969年底，河渠研究所大批科技人员下放到三门峡、刘家峡等工地，试验厅被拆、房屋物料搬到平舆五七干校。1970年8月，水科院被撤销，河渠研究所包括钱宁、范家骅在内的最后一批科技人员，连同仪器设备，全部下放到山西忻县地区。留京人员有曾庆华、徐明权、周文浩、吴德一、郭来骏，缪集权、秦荣昱、蒋如琴等，还有陈锡福等工人师博。这个泥沙小组(种子)由曾庆华任组长。大家团结一心，只想做点泥沙研究工作，为人民作点贡献，以证明水利工程有泥沙问题，对泥沙研究不能“一风吹”。
1973年8月，争取到当时科技司副司长于忠同志的支持，由曾庆华、徐明权、周文浩、缪集权、秦荣昱等组成调查组带着水电部科技司的介绍信，对三门峡、三盛公、黑松林、刘家峡、八盘峡、盐锅峡、青铜峡、石泉、安康、石棉、龚嘴、都江堰、葛洲坝等工程，进行水库泥沙淤积的调研，搜集有关资料，看望水科院的下放同志。他们见到我们都很高兴，认为科学技术还是有用的。我记得到青铜峡时，两派在“打仗”，造反派问我们，水文资料有用吗?我们说有用，是宝贵的财富。劝他们团结起来，好好将水文测验恢复。我们到了刘家峡，看到八盘峡建起了工地实验室也非常高兴，回京后作了宣传，鼓舞了科技人员的士气。我们到了石泉，看到那里的科研生气蓬勃，回来向部汇报，部里很高兴，并当典型。我们到了都江堰，当时为了保证成都平原的引水，要恢复紫坪铺的高闸方案，但是漂木和泥沙的矛盾无法解决，我们认为不应该破坏都江堰这一古老的文化遗产，都江堰工程是利用汊道河湾数次分水分沙，它整套工程科学地解决了漂木、排沙、防洪、分洪等问题，它很有科学的道理。我们建议低闸方案，并建议进行模型试验，所以回京后我们向部里写了报告，向当时的工管司冯寅总工程师作了汇报，冯总支持低闸方案，但他提出只建外江闸，不建内江闸．这样就可解决问题。
徐明权，吴德一和从四局、十一局借调回京的杜国翰、彭润泽、李业彬及水电部干部朱宗法，利用原成都工学院已有模型进行了模型试验，井在岷江上进行了卵石推移质测验，结果证明外江闸建立以后可以解决引水分沙的问题。水电部批准了低闸方案。该工程一年建成，缩短了三年工期，节约投资数亿元。30多年来，外江闸运行正常，保证了成都平原工农业的发展。
在“科技无用论”思想的影响下，1973年上半年，有人想把文化大革命前新建的60m长的水槽厅砸掉改成车间。眼看工人师傅扛着铁锤去砸了，我就去找了当时革委会主任，泥沙组的徐明权等同志都去阻止。我向张新宇同志汇报说这是有用的，水槽不能砸。张新宇同志说好吧，今天就算我听了知识分子的意见。就这样保留了唯一一个小试验厅(水槽厅)。这个长水槽在水科院重建后做出了不少出色的成果。
七、团结一心，艰难奋斗
从1970年水科院撤销到1978年重建期间，我们留守在京的少数泥沙专业的人员，除了丁联臻留在所生产组外。曾庆华、郭来骏、徐明权、吴德一、周文浩、缪集权、蒋如琴、秦荣昱，还有范家骅、朱鹏程、朱宗法，工人师傅陈锡福等。后来经过水电部同意调回杜国翰、彭润泽、李业彬、彭瑞善、姜乃森等泥沙的骨干力量。我们都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克服了种种困难，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出了一份力。
（一）20世纪70年代初，北方河口挡潮闸的淤积十分严重，河北省几乎所有的挡潮闸全部淤死，尤其子牙新河闸影响防洪安全。1974年水电部工管司司长李伯宁同志指示由水利室与河北省水利厅合作，技术上由水利室负责，研究和解决北方河口的淤积问题。由杜国翰、徐明权、彭润泽、吴德一、李业彬 朱宗法等同志组成的研究小组，克服种种困难，对海河流域及苏北各河口进行了调查，在子牙新河河口进行了拖淤试验，总结出拖淤中泥沙运动的规律和拖淤的实践经验。研究成果证明了用拖淤方法解决河口淤积的可能性，并在1976年天津河口拖淤经验交流大会上进行了交流推广。
（二）由于开发大港油田 需要在天津北大港兴建电厂。电厂要引海水冷却、要在浅滩上挖一条数公里长的引潮沟，海水经过引潮沟，进入进排水渠沉淀，再进入电厂。关键问题是要研究引潮沟的方向和进排水渠的沉降和冲刷效率。以减少泥沙的淤积量。1974年下半年，由北京电力局领导向水电部请求水利室研究解决。杜星垣副部长将我叫去问能否解决，我当即答应能解决，但要实验研究，要试验厅，现在试验厅全拆了。杜副部长答应与北京电力局商量解决。
我们泥沙组高兴极了。由郭来骏、周文浩作了房屋规划设计，朱鹏程联络市规局批地。规划试验厅1200㎡。要了12万元(实际共用了8万元)。我记得为了解决施工问题，由当时水利室主任武敬诚同志带队，还有袁政同志也去了北大港工地，找了工地指挥何成(音)波，他答应派施工队伍来京施工。一个多月试验厅(位于现在北院的l＃塔楼处)就建起来了。以后由范家骅主持模型设计，周文浩负责潮汐箱的设计及施工，罗福安设计了泥沙搅拌池，郭来骏在北京电力中心实验所支援下搞潮汐发生设备，彭瑞善、姜乃森、缪集权、朱鹏程及华北电力设计院刘淑梅等参加了模型试验。经过两年努力，按期完成了试验任务、成果为华北电力设计院采用。
（三）1975年河南“75. 8”大水以后，水电部成立“水利调度研究所”(对外为“中央防汛办公室”)以加强江河及水利工程的防汛调度工作。我被指定为工情室副主任，同去的有丁联臻、尹学良、李业彬、周文浩、吕秀贞。蒋如琴为水情室副主任。1976年、1977年两年，中央防办的全体同志在水电部的领导下，艰苦努力，度过了1976年黄河大水、唐山大地震等自然灾害，保证了江河堤防和坝库的度汛安全。
八、水科院泥沙研究所重建后，我抓了几项国家重大的水利水电建设中的泥沙问题
（一）在葛洲坝问题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椰期，我曾向葛洲坝第十二次技术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由严恺院士转交建议不建大江船闸。之后对大江电站的泥沙问题作了研究，利用葛洲坝1：200工地模型作了泥沙和漂木试验、提出了大江右侧增设2孔排沙孔，井在其上设置排漂闸的建议。
（二）小浪底工程泥沙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小浪底工程对黄河下游河道的影响作了研究，并对小浪底工程的泄流规模提出了建议。1984年，在得知小浪底工程设计的泥沙问题以后，我先后给黄河水利委员会龚时暘主任及水电部扬振怀部长写报告，要求参加小浪底工程中泥沙问题的模型试验研究工作，得到了杨部长的批准，1984年12月在水科院工厂师傅们的大力支援下，仅半个月就建起了7800㎡的模型试验厅，1985年5月提出第一批试验成果，否定了中美联合设计组美方提出的泄水建筑物进口布置方案(小园塔方案)，1984～1993年共完成了5个泄水建筑物进口布置方案的试验，经过与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院、黄科院同志的共同努力，形成了工程泄水建筑物进口目前的布置形式。通过大量试验，我所提出了进水塔进口由梯形排列改为“一”字形排列，避免局部回流形成局部淤积；进水塔群右侧设导流墙，改善进水建筑物前的流态，形成单一的逆时针回流，以及增设排漂建筑物等五项重大建议，均为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院采纳，该项目获水利部科技成果一等奖。
（三）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1984年11月李鹏、宋健等领导同志视察长江三峡时，曾庆华同志向李鹏同志汇报，不同意正常蓄水位150m方案，这一方案不能保证万吨船队到达重庆。当时还提到依靠坝前的水位调度不能解决库尾的泥沙淤积问题。在领导的支持下泥沙研究所建立了长江三峡工程重庆港区的泥沙实体模型，该项目为“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之一，1985～1990年，先后完成了几种不同蓄啦位方案的长系列河床冲淤演变的对比试验，改善重庆河段航运条件的几种工程措施及其效果的试验，1954年大水重庆港区可能出现的问题等试验，还对模型试验理论和技术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研究，该成果获得水利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四）黄河河口演变与整治措施研究是“八五”国家攻关项目，泥沙研究所是负责单位，组织全国兄弟单位协同攻关，该项目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为黄河口的治理与开发指明了方向。
（五）我主持的其他重大项目还有：①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项目“黄河流域环境演变和水沙运行规律”中“黄河下游输沙能力的研究”专题负责人，该项目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②黄渭河汇流区动床模型试验，试验结果表明，通过汇流区的整治，可以控制黄河北干流西倒，渭河入黄口下移到潼关附近，大大减轻渭河的防洪负担，在1992年洪水条件下可减少损失3亿～5 亿元，项目获水利部科技进步三等奖，③水利部重点项目“渭河下游河道淤积发展及治理对策的研究”，通过全面分析渭河下游淤积及其原因，潼关高程对渭河下游的影响等，提出了降低潼关高程的可能性及其相应的措施，还提出了渭河下游综合治理的战略性意见。
九、翻建北院泥沙试验大厅
北院泥沙试验厅原为1956年建成的水工试验厅，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严重爱损、成为“危房”。20世纪80年代，经当时院领导的同意，我向水利部部长杨振怀写了报告，科技司领导也来院实地考察，后水利部批准翻建，面积2200㎡，拨款300万元，1990年建成，为我所试验研究及工作创造了较好的环境和条件。
十、期望
“弹指一挥间”，50年过了，我已退休多年，但热爱泥沙研究事业、热爱泥沙研究所，矢志不渝。
泥沙这门学科是不太成熟的学科，它又是多种学科的边缘学科。所以无论是数学模型也好，实体模型也好，要完全定量是很难的。野外观测的资料影响。因素很多，对资料的分析往往有唯我所用的情况。所以搞泥沙科学的人，一定要多从实际出发，多接触实际。在经济大潮、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搞泥沙的人要记住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要保持讲真话的好作风。
改革开放以来，泥沙研究所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值得欣慰的是一批有为的年轻人正在茁壮成长，泥沙研究所后继有人。在当今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的条件下，要把年轻人放到风口浪尖下去磨练锻造，年轻同志也要勇敢走进市场，开拓自己，创造自己。设想泥沙研究所在今后5年或者10年内，培养出3～5位年轻的学科带头人和一批泥沙研究骨干力量(泥沙研究所已有一批国外学成回来的，国内培养的博士、硕士和学士，经过努力要达到这个目标是完全可能的)。那么，泥沙研究所更加辉煌的未来乃是意料中的事。这也是我的期望。
（此文写于二○○八年五月，编辑：殷人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