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兆惠
今年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建院五十周年。半个世纪以前的一九五八年，原水利部水利科学院，电力部水电科学院和中科院的水工室三个单位合并，成立了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五十年风风雨雨，几经变迁，发展成了今天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科院水工室是水科院的前身，成立于1955年夏，合并于1958年。我曾是中科院水工室的普通一员，经历了它的诞生与合并。这短短三年的经历，却使我终身难忘。值此古稀之年，回忆往事，一幕幕生动情景，历历在目，犹如昨日。
我是1955年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水工室就设在清华校园内。当时分配到水工室的一共有十位大学生，并有刚从美国回来的学者：林秉南，钱宁，冯启德，肖天铎，杨秀英，还有刚从苏联回来的副博士：丁联臻，黄俊，张有实等。另外还有三，四位行政人员。水工室的室主任就由清华大学水利系张光斗教授兼任。1956年开始实行学位制时，考入了三位研究生，又分配来十来位大学生。1957年又增添了几位大学生。水工室就这样日渐壮大起来，当时没有自己的办公楼，就在清华大学新水利馆内占用了几个办公室，后来又在当时也在清华园内的数学所里占用几个办公室。
我进了水工室被分配到钱宁先生手下学泥沙。开始一、二年在一个办公室。我虽然是水利系毕业，但大学里没学多少泥沙知识，对泥沙没有什么认识。而钱宁先生却以他对事业的满腔热情感染了我。在一个办公室里，他经常谈起：中国有世界上泥沙最多，独一无二的黄河。由泥沙引起的问题一大堆，迫切需要研究解决。而另一方面，在别的河流上要十年八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的演变，黄河上一场洪水就能完成。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研究的客观条件。更不用说长江，珠江等其他大江大河了。这也使我联想到为什么他舍弃了在美国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
我从日常接触中得知：他是在抗战胜利后考取国民党的公费留学生去美国学习的。在爱阿华大学以优异成绩取得硕士学位后，在选择下一步研究方向时，他一心想着要学祖国最需要的知识。泥沙是水利学科中的难题。於是便下定决心，跟泥沙泰斗小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的儿子）学习泥沙专业。钱宁先生的能力和勤奋深获小爱因斯坦的赏识，很快便完成博士论文，在美国的学科杂志上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小爱因斯坦曾多次向别人介绍说：钱宁是他最出色的学生和最得力的助手。钱当时在美国已经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他还是决心要回中国，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急需各方面的专家学者，钱宁怀抱满腔热血，一心想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报效祖国。可当时朝鲜战争正在激战，中美双方是交战的敌对国，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经济封锁，两国之间没有任何往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这一批想回国的学者，只能私下通信联络，争取机会。钱先生生活在交战一方的国家而想要回到交战敌对方的国家，当时经受的压力之大，是难以想象的。曾经有一次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来到他家，质问他说：你在这里好好的，为什么要去中国。钱宁夫人回答说：“这里再好，我们只是客人。中国才是我们的家。”几经周折未果，直到周总理出席日内瓦联合国会议，竭力争取以后，这批学者才得以成行。1955年夏水工室刚刚成立，就迎来这批学者，钱宁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有了治理黄河这样的客观需要和可供研究的客观条件，要把我国泥沙研究的水平搞上去，钱宁先生一心想的是要培养出一支过硬的队伍和建造一个一流的实验室。所以，水工室刚成立，钱宁先生就安排人设计活动水槽，想在清华新水利厅内建造这样一个用作泥沙试验基本手段的水槽。他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培养队伍上。他鼓励年轻人广泛阅读泥沙文献，汲取前人经验和了解学科现状。他鼓励年轻人打好扎实的理论基础。为了帮助年轻人，水工室的老一辈学者还组织起来给年轻人讲课，补上大学里还欠缺的知识。记得他自己就给我们开了泥沙课。林秉南先生开了流体力学课，肖天铎先生开了高等数学课，……。当时热气腾腾的学习气氛，至今令人怀念。
在努力学习方面，钱宁先生不仅鼓励年轻人这样做，而且以身作则。当时大家都学习苏联老大哥。钱宁先生也很称颂苏联学者河床演变的理论，让大家学习列维，维利康诺夫等的著作。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他还去上清华大学学校里开的俄文课。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无疑是年轻人无声的榜样。
泥沙文献中，大量是英文的。这对我们这些大学里学俄文的年轻人说来，是一道难关。老一辈学者不仅鼓励我们学英文，而且指导，帮助我们学。记得钱宁先生让我们学H. Rouse 的“Elementary Fluid Mechanics”原文版. 这本书有钱家欢，潘家铮的中译本。一般情况下，原文看不懂时，对照译文。他还让我们在实战中学习，例如，找来一些高速水流的英文文献，先让年轻人译成中文，然后林先生，钱先生他们再核对，修改。后来这些译文汇总后正式出版了“高速水流论文集”。通过自己动手翻译，再对照修改校正后的文本，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毛病在哪里，今后该注意什么，受益匪浅。翻译成果的正式出版，更增添了年轻人的成就感，提高了大家的兴趣。这样做既学习了专业知识，又提高了英文水平，真是一举两得。
钱先生培养年轻人，不但向他们灌输书本知识，而且要求他们积累感性认识和实际经验。他一再对我们说：理论是否正确，最终要靠实测资料的检验和实际应用的考验。中国有黄河等一批多沙河流，使我们有比其它国家研究人员更优越的条件来检验和发展泥沙理论。他自己更是重视野外实际知识。在回国后的一，二年内，他的足迹踏遍了黄河的上中下游，也查勘了长江，永定河等河流。他非常重视野外实测资料，走到哪里谈到哪里。五十年代黄河长江上建立了不少水文试验站，这恐怕也不无他的影响。还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查勘的态度非常认真，一直到他晚年。他总是白天边查勘边提问，无论是工程师，还是老河工，老船工，甚至是老农民，他都像小学生一样虚心请教，详细记录。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带着老花眼镜整理笔记。曾经和他一起查勘过的同志，无不为他的谦虚和勤奋而动容。至今保留在国际泥沙中心的他的几十本查勘笔记，既是他谦虚，勤奋态度的见证，又是一份未曾开发的宝藏。
记得为了让我接触实际，增添感性认识，钱先生还专门联系了他在小爱因斯坦那里学习时的师弟，官厅水库试验站的龙毓骞总工程师。让我去官厅水库试验站住一星期，参加他们的测验，资料整理，学术报告等活动。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年汛期参加水文站测验，成了我的常事。
那时，刚出校门的我们，对什么是科学研究没有概念。我们简单地认为：数学用得多，愈是奥妙高深愈是水平高。钱先生一再纠正这种错误看法，强调物理图形清楚，能揭示客观规律并把它描述清楚就是理论。至于数学，对我们说来是工具，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的时候也不必生搬硬凑。他以自己的博士论文为例，说：“那篇论文中没有一个公式，但依然得到很高的评价。”强调物理图形清楚，揭示客观规律是他教导学生的一贯思想。
他的另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是许多学科的交叉点正是新的学术生长点。他经常告诫学生们知识面要宽广一些，关心相邻学科的新发展。这观点也体现在队伍的培养上。河床演变和地貌学关系密切，他就要了地理地貌的毕业生，充实到泥沙研究队伍里。细颗粒泥沙表面的絮凝絮团影响泥沙运动，是个复杂的化学过程，他也就要了化学系的毕业生来。体现这一观点的还有他推动多学科的联合攻关。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必将出现水库异重流，当时国内异重流研究尚属空白。为了很快把这一研究抓起来，每周组织一次交流会。由各个领域的学者，分头阅读各自领域内与渾水异重流有关的文献，每周有一位学者报告他所在领域的文献总结，然后大家讨论。当时主要参加者有：水利部水利科学院的范家骅先生，清华水利系的惠遇甲老师，力学所的蔡树棠先生，化学所的林同骥先生等。另外还有些年轻人。文献汇总的结果，正式出版了一本“水库异重流”专著。后来范家骅先生做了一系列异重流水槽试验，得出许多为世人矚目的创新成果。
水工室初建那几年里，这类学术活动是很活跃的。钱先生回国时发挥专长，报效祖国的宏图大略正在一步步实现着。他的心情也是很愉快的。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他那爽朗的笑声。那几年里，每当谈到可笑的事，或者憧憬十年，八年后的前景时，他就会开怀大笑。那笑声穿过走廊，隔着两三个办公室都听得清清楚楚。那时候钱先生的性格是很开朗坦诚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跟人说过，他在科学院有位曾是地下党员的好朋友。那朋友告诉他，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一定不要闷在心里，而要坦诚地谈出来，争取党的帮助。在水工室的那几年里，钱先生也是这样做的。一些小组讨论会上，他经常大胆，坦诚地谈自己的看法。有时候也找杨主任，丁联臻等党员交换看法，气氛是很融洽的。
我们那批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绝大多数是单身。那时候的另一件开心事是每隔一两个月钱先生便招呼大家去他家度周末。那时候每周只放一天假。一般是星期六晚上，钱夫人准备一些简单的茶点招待大家。钱先生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回国时带了不少唱片。聚会时放放唱片。三三两两聊聊天，没有固定的话题，有日常生活等轻松话题，也有学习方法，人生追求等严肃话题。通过这样的场合，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也就在这种场合，了解到钱先生还是橄榄球的“粉丝”。刚回国那几年，他还请小爱因斯坦不时将有关橄榄球赛的剪报寄给他。
1957年初，我去沈阳参加中科院脱产俄文班学习。可是没有多久开始了反右运动，接下来我又下放劳动。五八年等我下放劳动回来时，已经不是水工室而是合并后的水利科学院了，钱先生当时是水科院泥沙所副所长。经过反右和大跃进，钱先生培养队伍，建立实验室的想法只能搁置一边。困难时期过去，日子稍稍好过一点，钱先生的想法死灰复燃。但还没等冒出火花，“文化大革命”更大的浪潮冲来，批斗，抄家，砸烂水科院，下放五七干校，一浪高过一浪……。1968年底我离开水科院去三门峡工地。后来清华大学水利系以三门峡工地作为教学改革基地，我在三门峡又见到已转到清华大学水利系的钱先生。原来意气风发的他已是两鬓添霜，人完全变样了。那爽朗的笑声早已是昔日黄花了。而发言谈话，也是斟字酌句，谨小慎微。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除了历次运动给他的教训以外，他还私下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工农兵学员搞黄河资料分析，其中有明显的错误，他在旁边实在看不过去，诚恳地指出错误，耐心地告诉他该怎么做，不料该学员向工宣队作了汇报，工宣队召开大会，批评说：资产阶级学者利用他们技术上的优势，正在向我们反攻。这件事深深“教育”了他，伤人心伤到这个地步，真是让人欲哭无泪啊。
钱先生培养一支队伍，建立一个实验室的理想直到四人帮倒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实现。他不失时机地游说清华大学领导，阐明在清华建立一个泥沙教研组和泥沙实验室的必要。很快泥沙教研组成立，泥沙实验室建起。钱先生还利用他在国际上的声望，积极倡导在中国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泥沙会议，随即在北京成立了国际泥沙中心。但距他回国那年，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学者已是两鬓斑白的老先生了。随后，他以杰出的贡献和出色的工作榮获国家“五一劳动奖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选科学院院士。但不久便重病缠身，一病不起了。
钱先生虽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重彩浓笔绘下了光辉的一笔，留下了极为宝贵的遗产。但我常常在想：如果他一回国就能按他的蓝图，一步步干下去的话，今日中国的泥沙科学又该是何等模样。逝去的已无法追回。在我院五十年院庆之时，回首往事，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可以不犯或少犯类似的错误。抚今追昔，也让我们泥沙同仁更珍惜钱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每当我们看到国际泥沙研究中心的大楼矗立在中国水科院时，不仅要想起她的奠基人钱宁先生的功绩，更要以他的科学态度和敬业精神发展我国的泥沙事业。这也是我写下这些往事的心愿。
（此文写于二○○八年五月，编辑：殷人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