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政 声
1952年冬我奉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工程局设计处胡福良处长之命，和当年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陈纯志、李殷业三人同赴水利部南京水利实验处学习。其目的是为筹建一个为全国水力发电建设服务的科研机构。五十年代初期水电建设刚刚起步，在北京逐步集中一批勘测设计人员，进行东川、乌拉摆、官厅、狮子滩等工程的前期工作，遂有新的工程委托试验相继提出。我等三人于11月来到南京，处长黄文熙教授、秘书室梁益华主任、水工室陈椿庭主任、土工室蒋彭年主任等十分文持，立即分配在水工、土工二室实习。当时的南实处正在进行着1951年开工的黄坛口水电站水工模型试验，制作一个整体枢纽模型和一个坝的断面模型。因为工程开工不久发现左岸坝头地质极端复杂，不得不改变水工布置，试验工作因之拖的时间较长，委托单位派王涌泉同志参加工作。王后来也调到北京，和我们一道开创水电科学试验所的工作。南实处大部分委托试验来自淮河的大中型水库和江苏的闸坝工程，不但认真负责，讲究质量，而且服务周到，收费低廉。我们和委托单位派来的技术人员统称“外来干部”，和该处同志工作和谐，相处甚好。外来干部都住在青岛路“公教三村”，少数处里的单身干部和家属也住在那里。“公教三村”原是旧政府的职工宿舍，墙壁较薄。冬天室内结冰，冻手冻脚，我是北方人，陈、李祖籍两广，都不甚习惯，三九寒天常购“银炭”取暖，学到深夜。在宁实习十个月，没有上过学习班，仅有一次“突击俄文”。昼夜脱产集中在办公室十天，晚上躺在办公桌上和南实处的“同学”天南海北聊天，使我们更加熟悉成为好朋友。俄文班的小先生是陈惠泉同志，他聪明过人，待人热诚，是南实处的佼佼者。我们实习情况经常向北京局里周太开同志汇报，他是王鲁南、胡福良两位处长指定管我们的。1953年、1954年水电总局陆续派人到这里实习，南实处的培训工作比较正规化了，开办了讲座，编印了讲义。那两年来的陈炳新、郑宗杰、黄种为、徐国藩等同志，后来都成了在北京东郊定福庄新建的科学试验所水工室的主力。1953年9月我们三人学成返京，那年春水力发电工程局即改名水力发电建设总局。我们仍属设计处，开始在郭可诠工程师的领导下，着手规划设计我们的试验所。郭可诠同志早年赴法留学，在格鲁诺伯大学攻读水利工程专业，虽仅一年多时间，然法语说得很流利，直到他的晚年接待法国专家，口齿头脑仍十分清楚。这是因为他出国前在中法大学受过良好训练，基础扎实。抗战中他回国没能从事水利，改行开发石油，是旧政府资源委员会玉门油矿的高级职员，解放前夕最高做到陕甘石油公司总经理。解放后留用在陈云同志主持下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1952年调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工程局，负责筹建科学试验所后被任命为负责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我们都尊称他为“郭总”。郭总作为一名高级技术人员，解放前对我国石油开采，解放后对我国水电科学研究院及它的前身定福庄水电科学试验所的筹建与投产，包括科研成果与人才培养都做出了一定贡献。文化大革命前后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和冲击是很不幸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郭总心情十分舒畅，他做为民革成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各种活动，同时还为水电建设献计献策，在水电部科技情报研究所编译技术资料，曾写内参“情况反映”供领导参考。1983年我访问法国电力公司大坝安全监测，郭总帮助我准备材料，介绍法国情况。我回来后将他认识的一位法国专家赠的马赛画册转赠给他留念，郭总在中科院中关村他家里几次接待了我，曾畅谈参加政协落实政策的情况和他对借鉴法国经验加强我国水电站大坝安全管理的观点。
1954年在水电总局下设立的北京勘测设计局里有一个试验组，是局里最小的一个业务组。除郭总外，就是1950年由北大工学院来的我，1952年由广州中山大学调整为华南联大的陈纯志，由广西大学来的李殷业；1953年由华东水利学院来的陈炳新、朱培林、郑宗杰、清华大学来的沈以静，原北大工学院调整到清华大学来的张作瑂、尚吉芬等十来个人。新来的大学毕业生大部分送去兄弟单位实习。同时，指定我和陈纯志负责水工试验室设计，李殷业、张作瑂负责土工试验室设计，沈以静、尚吉芬等负责材料设计室设计。1954年选定在北京东部定福庄（属通县管辖与朝阳门外大黄庄紧邻）的北京水电中技学校内地皮一块，由我们配合建筑组完成试验所的土建设计，遂即破土动工。燃料部水电总局科学试验所为座西朝东呈U字形砖木结构平房一栋，面积1732平米，包括500平米水工试验室，及土工、材料、电气三个试验室若干间。1955年初上级派老干部魏恩熙同志负责筹建工作，后被任命为所副主任，我们都尊称他“魏主任”；他待人诚恳，文化虽较低，但能关心群众生活，团结大家一起干，工作认真负责，很好地完成试验所的领导工作。技术方面仍由郭总负责。1955年底试验所工程基本建成。对比筹建中的水利科学研究院、中科院水工研究室，我们的“庙小”，更少“高僧”主持，急需高级技术人才。正好上级派刚从苏联学成归国的赵佩钰同志担任所第一副主任，后被任命为副总工程师，我们都尊称他 “赵总”。赵总是解放初到苏联学习的，出国前已是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在苏联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格里申教授指导下获副博士学位。赵总不摆架子，又能吃苦耐劳。青年同志多喜欢和他接近。在向科学进军中，应我们的要求，他讲述了自己在苏联读研究生的过程，告诉我们关键是基础理论清楚，具体的工程技术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和科学试验理出头绪，再经分析计算得出恰当的结论，就可做出好的成果。
1955年到1956年试验所初创中，由于李锐局长的支持，增加了一批大学毕业生。我们的科学试验所除水工、土工、材料三室筹备较早外，又请从设计院调来的上海交大毕业的徐林之、重庆大学毕业的曹世锡二同志筹备电气试验室。另外有关化学试验的设备由北大化学系来的崔文光同志负责筹备。原属商业部调过来的黄仁福、卡又新、陈慰权和从水电总局勘测处的试验室调过来的方永留等五个“小鬼”（试验员）共八位科技人员充实加强了科学试验所土工室的阵容。五十年代初期，不仅南实处大力支持了我们，几家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也都伸出有力的臂膀真诚帮助。1954年夏，前一年派出的陈炳新、郑宗杰等人从南京回来，我们水工试验厅尚未建成，遂派陈纯志、朱培林、陈炳新三人和瓦工仲志详，木工杨锡勋、刘文卿，钳工侯韵泉几位师傅到清华大学水利实验馆，在水力学教研室李丕济教授指导下，参加水电工程的委托试验工作。待1955年底我们的水工试验厅完成，他们才陆续回来。我们邀请李丕济教授为顾问，每周来东郊一趟，指导工作一天。1956年所里分得一部崭新的华沙牌小轿车，接送顾问大为方便。那几年先后聘请了天津大学陈道弘教授，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吴中伟总工，清华大学陈樑生教授、程式教授为顾问。当时给顾问的报酬十分微薄，可是专家教授们把自己的心血贡献出来，我们青年后生大都虚心求教，以自己老师如父兄般地尊重他们。我和李丕济教授联系较多，常到胜因院他家拜访，李先生直爽坦率，指导工作，手脑并用，循循善诱。文革中不幸罹难，思之倍加痛心。陈樑生教授教过我土壤力学，那时他刚从美国回来，自编中文讲义，五十年代初国内有了影印的特扎奇的《实用土力学》时，他即介绍给我，请教他的问题我比较慎重，不该问的不敢贸然提出。我们还派武淇同志参加由清华大学水利系水工结构教研室张光斗教授指导的丰满溢流坝泄洪消能的水工试验，当时叫366号工程，有苏联为改建提出的差动式鼻坎消能方案。曾见张教授和武淇等人蹲趴在水泥地上，为三合板模型地形断面放样，工作热情十分高涨。五十年代初期人际关系的确较好，彼此可以谈心，私交与志趣比铰高尚，大部分是单身汉，公余之暇打桥牌，看小说，听音乐，以及组织迎新郊游等主要活动方式。
东郊的试验所虽仅有一千多平米，但在五十年代中期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不仅配合设计做了几个中型电站的委托试验，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上海、成都、昆明、长春等设计院筹备成立试验所的同志曾到这里边学习边工作，他们和所里青年科技人员中的大多数现已成为水电科技战线上的高级科技人员或业务骨干，分布在全国各地有关水电科研、设计、施工等单位。
清华大学水利系聘有一位苏联水力学专家名叫何惹夫尼可夫，他听说我们的科学试验所水工试验所正在兴建，想看一看。当时已修好了地下水池及通水渠道，平水塔正在安装水泵水管。我以为场地很乱，不便请他光临。可是他却说我正要看看没有施工完了的试验室。1955年我们东郊定福庄水电科学试验所接待了第一位外国专家就是柯惹夫尼可夫教授。没想到他看过之后，非常高兴，称赞了我们的设计和工程质量，还说在苏联的水力学试验厅也不是很大的，关键是人才和内部设备，鼓励我们尽快开展试验工作，还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
1956年我们的水工试验厅开张，第一个工程是江西上犹江水电站的水力学试验。我们做了施工导流整体模型、大坝断面模型、枢纽整体模型，还有一个官厅水电站的尾水渠淤积模型。500平米的大厅挤得满满的，上犹江的水筏道模型只好在院内露天建造了。水筏道方案虽未采用，但水工试验还是很有价值的。该模型由陈炳新同志负责，由于筏道较小，模型比尺要比枢纽模型略大，因此水库前池较高有二米多。由于急于试验，没等水泥砂浆砌砖完全硬结就放起水来，待水位上升到筏道出口时，一声巨响，模型水库边墙倒塌，一池子水全部涌出，幸好没有伤人，我们马上重新加厚边墙又砌起来，试验还是做成功了。
1956年南京水利实验处召开第一次全国水工试验研究学术会议，我和郭总代表水电科学试验所参加，由于刚刚开始试验工作，没有拿出科研成果。到南京刚下火车，南实处武仁杰同志接我们，头一句问我们带了什么报告，我只好开开玩笑说这回是观察员，下回必带而搪塞过去。武仁杰同志是武衡同志的胞弟，很有才华，解放前就读中央大学，1950年自南京大学工学院毕业，分在南实处水工室工作，后曾任水工室主任、工会主席。不幸文革中身患血癌，病逝于协和医院。当时武衡同志受江青等搞的批林批孔迫害诬陷为“徒子徒孙”己靠边站了，打电话给当时水电部科技司于忠副司长，我和后来南京水科所派来的齐兴和等三人协助家属料理了他的后事，他的后事在八宝山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他逝世的当天我去医院，他居然一见面就叫出我的名字，并说真没想到，眼睛湿了，南科所损失了一员大将。
1956年电力工业部加强对水电的科研工作，在定福庄水电科学试验所的基础上，组建水电科学研究院。任命覃修典为院长兼总工程师，于忠为副院长，赵佩钰、郭可诠为副总工程师。那年暑假分配来了一大批大学毕业生。当时还指派了黄仁福、张晓宇、徐林之和我分别担任土工、结构、电气、水工四个室的副主任。同时开始筹备在北京京密运河玉渊潭旁兴建水电科学研究院大楼与试验厅，这个新址就是现在的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南院。选择新址是很重要的一环，起初设想的方案有好几处，郭总带着我和王涌泉骑自行车周游木樨地到八大处、模式口几处。郭总比我俩大十多岁，还不到四十五岁。在公路上，乡间小路上，一马当先，不肯示弱，我俩累得满身大汗。后来的选址筹建工作，由王爱英协助郭总经办。王毕业于大连工学院，上海人，聪明能干，有男子汉作风。后来他和北京设计院陈正作结为夫妻，陈不幸于1957年错划为“右派”，他也受了牵连。粉碎四人帮后。陈的错案得以平反，现荣任水电部北京勘设院副总工程师，在坝结构计算上颇有成绩，曾几次出国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王爱英在香港公司服务，据说很得重用。郭总与王爱英办理选址，得到院长、部长的全力支持。值得一记的是当时军事博物馆也要占那块地，电力部刘澜波部长通过北京市彭真市长，请主持军博的八大元帅把地址向西推移数百米，才使水电科学研究院获得了这块占地北起玉渊潭，南迄复兴门大街，东至京密引水渠道的宝地，可惜随后体制一再变更，更有甚者，“文革”中“拆庙赶和尚”，竟把二千平米水工试验大厅砸了，办起了“车间”，真是不堪设想。
1956年在建院之初国运昌隆，蒸蒸日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各地。东郊的水电科学研究所荣幸地接待以钱伟长教授为首的四人视察团。钱伟长、周培源、张方佐三位教授是人大代表，钱学森教授是政协委员。一天上午我们陪着他们参观那个1732平米的试验所几个试验室。钱学森教授讲的较少，只提出应该开展水电站引水系统包括水机在内的机组段水力试验研究；钱伟长教授讲的较多，对我们正在开始的岩基岩性试验有兴趣，表示愿在力学方面给以指导。那时正是全国开展向科学进军的时刻，院里虽然请了一些知名教授对新来的大学生举办“继续教育”，那时叫补课。但无论在培训上及工作指导上都满足不了工作上的需要，尤其是科研管理上十分落后，有几位新来大学生写信直接递交四位代表、委员，但后来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东郊的这个试验所建成后，工作在水电总局和北京设计院的苏联专家斯托尔鲍夫同志常来观看水工模型试验。他曾对狮子滩梯级和上犹江等工程的修改水工布置方案提出过意见。那时对专家建议十分重视，谈话有记录，领导上常检查落实情况。不过在学术上缺少民主气氛，有不同看法难于认真比较，在这一点上，确实限制了一些科技人员智慧的发挥。
定福庄地处北京与通县交界，交通不便，来这里的领导干部较少。记得当时任水电总局局长的李锐同志曾视察过一次，他对我们场地较小，不敷工作开展需要感到必需加快解决。有时覃院长到城里汇报工作，他也催促我们快点把木樨地新院搞起来。在他的努力下总局派出了十多位大学毕业并工作几年的技术人员到莫斯科水工设计院科研所和列宁格勒全苏水利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去实习培养，他们只去一、二年，回来后大多数都成为各专业的业务骨干。
1958年中央决定水利部、电力工业部合并。相应的水利科学研究院，水电科学研究院和不久前即决定合并的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三个研究单位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水利电力部共同领导的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东郊的水电科学试验所于是完成了历史使命。
（此文写于一九八八年三月，摘自<水力发电年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