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林同志是水科院自1958年合并组建后的第一任院长。
张子林同志1914年4月出生于河北省阳原县，青年时代就受到革命的影响，1932年进入天津北洋大学土木系就读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参加了我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学校内主编“民众周刊”。1937年“七•七”事变后，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培训，参加山西民族革命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保安司令部政治部的工作，后担任山西新军暂一师第六支队特派员，代理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政工科科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子林同志于1947年起从事水利工作。先后担任农业部、水利部的农田水利局局长、水利部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和中科院、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等领导职务。
一、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先驱者
张子林同志是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47年7月，张子林同志亲自领导兴建了晋察冀边区建屏县（即现在河北省平山县）的沕沕水水电站，这是解放区修建的第一座水力发电电站，一九四八年竣工发电。该电站对发展解放区的军工生产、工业用电、支援解放战争均起到了积极作用。1948年，张子林同志又组织兴建石津运河灌溉工程（即现在的石津灌区），工程建成后，对解决当地农田灌溉用水，促进粮食增产，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支持解放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1956年，张子林同志带领大家在北京西郊景王坟附近的废墟上平地起家，建立了水利科学研究院。从1957年到“文革”初期，张子林同志领导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全体同志，开展水工、水文、水力机械、结构与材料、岩土力学、冷却水、农田灌溉排水等方面的科学研究，为全国的水利水电建设提供了近千项研究成果，其中大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文革”期间，张子林同志在身受迫害、机构被撤消、处境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保存试验设备和研究资料，竭力保护科研人才，因而受到全院同志的爱戴。“文革”以后，恢复重建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他任院顾问，以病残之躯积极谋划院的恢复重建工作。
二、理论联系实际的模范实践者
张子林同志作为水科院第一任院长，为新中国的水利科技事业呕心沥血，为我国水利科技事业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建院初期，为了改变我国科技落后的状况，党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当时的水科院，集结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张子林院长的领导下，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人人制定了学习规划和奋斗目标，学习气氛十分浓厚，对我国刚刚起步的水利事业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张子林同志凭借他牢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出自对国家对水利事业对科技干部的高度责任感，及时引导科学研究人员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于五十年代末向全院发出了下楼出院的号召，并亲自带领科技人员深入水利建设一线，从生产建设中找课题，以阻碍水利建设的技术难题作为科研的主攻方向，引导我院科研工作面向生产面向实际，不仅为我国水利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科研成果，也为水利科技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张子林同志是一个优秀的领导干部，同时也是优秀的水利专家。他曾潜心研究大力推广灌溉排水技术，有力地推动我国农田水利事业快速发展。
针对我国北方对灌溉需求迫切而可开发的地面水资源贫乏的情况，张子林同志十分重视井灌的发展，他曾约请机械工业部门设计试制出解放式水车，它比传统的辘轳、桔槔等提水工具提高功效七、八倍，比原有链斗式水车节省钢材及降低造价均约50%左右。与此同时，又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系统地总结并大力推广了筒井下管和开凿管井等，增大水井出水量的技术，成功地解决了单井出水量少、提水劳动强度大工效低这两个限制井灌发展的问题，使井灌从少数县区很快推广到晋、冀、鲁、豫、陕、甘、辽等省，在五年内扩大井灌面积四千多万亩，并为六、七十年代机井灌溉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解放式水车还输出到泰国、缅甸、斯里兰卡、菲律宾等第三世界国家。张子林同志深入研究并积极贯彻防治灌区土壤盐碱化的对策和措施。多次深入到国内有关灌区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当地防治经验，拟定一系列的防治对策和措施，包括：适时限量灌区排水、进行灌水洗盐和淤灌压盐、实行稻旱轮作等等，并通过行政力量积极宣传贯彻，有效制止了灌区土壤盐碱化的发展，并使约五千万亩盐碱土地得到不同程度的改良。张子林同志曾兼任国家科委土壤盐碱化防治研究组副组长，积极推动土壤盐碱化防治研究工作。1962年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题为《我国北方灌区土壤盐碱化防治》的论文。辨证地分析了旱、涝、盐碱危害的内在联系，透彻地阐明了灌溉与排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提出根据排水出流情况适当引水灌溉，“量出为入、开流节源”的防治对策，并亲自到引黄灌区进行现场考察，促进有关地区打开排水出路，劝说河南省保留人民胜利渠灌区作为防治旱涝减灾及改进引黄灌溉的基点和样板。他的上述努力，对于鲁豫两省约两千万亩的引黄灌溉设施的保存和以后的重新启用，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三、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
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我国在“左”的路线干扰下，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直到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每次政治运动都把知识分子当作“运动员”，成为打击的对象，严重地挫伤了知识分子利用其专长建设国家的积极性。张子林院长作为知识分子成堆的水科院的最高首长，作为一个多年从事水利工作，有着丰富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水利专家，和全院知识分子一样，渴望发挥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正是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使得子林院长和全院知识分子的心是相通的。但作为全院党政一把手，对当时来自上面的部署是不能违抗的，在历次运动中他总是一方面诚心诚意地告诫知识分子努力学习加强世界观的改造，一方面在政治上尽可能利用自己的力量保护他们过关，实在保护不了时也总是安慰、勉励他们向前看，帮助他们咬紧牙关度过困难。
1958年，我院一批干部下放到天津杨柳青进行劳动锻炼，在临行前的动员大会上，张子林院长满怀激情地向即将下放的科技干部作了动员，讲话中还特地语重心长地对戴着右派帽子一同下放的干部说：你们下去也是劳动锻炼，和大家不同的是不用敲锣打鼓的方式欢送你们，希望你们下去后好好改造自己，情况是可以改变的，改造好了还可以入党嘛！这番话使当时划为右派的同志深受感动，他们没有想到，在那种时候子林院长还这样信任他们，给了他们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张子林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理所当然地成为后来文革期间对他批判的重要内容。
文革前一年，一个过去在张子林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青年知识分子，衣衫褴褛、狼狈不堪地来水科院找张子林。这个知识分子，大跃进期间在一个水库工地工作，因施工组织混乱，造成观测仪器失效，工地指挥以他出身不好，判定他进行破坏，关进大牢。1965年复查定为无罪释放，由于生活、工作无着落，来到北京找原单位，可谁也不管，万般无奈来找他的“张局长”。张子林同志热情接待了这位青年，派家人领他理发、洗澡、吃饭，还把自己的新鞋送给他穿，又给了他生活用钱，并且给部里写信，证明该同志无辜受害，建议解决工作安排问题。张子林同志的这个义举，代表了正义，代表了党的温暖，体现了党的博大胸怀。可是，事隔一年，逆流横起，张子林同志被批斗，被劳改，关牛棚，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帮助青年知识分子渡过难关的义举，竟成为他“帮助劳改释放犯”的“滔天罪行”。
张子林同志以他的学识、为人、品行、风貌，赢得了水科院全体职工的尊敬和爱戴。张子林同志虽然已仙逝多年，但他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他的知识，他的教诲，他的正义，他的良知，无时不在温暖、激励着我们。
1964年，毛主席接见科技专家时与张子林亲切握手
张子林陪同越南客人在杭州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