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安良
1958年6月1日，水利部水利科学研究院、电力部水电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三个单位，根据上级指示合并组建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合并会议定在北院四楼礼堂召开。时任院领导张子林、黄文熙、覃修典和于忠都参加了会议。新组建的研究院是科技实力雄厚、试验研究仪器设备和试验室比较齐全、专业分工较好的一个研究实体。
在计划经济时期，水科院是在国家编制内的社会公益性的事业单位，财政上实行全额预算管理，事业经费由国家按预算拨款，基本建设投资（含符合财政部规定标准的仪器设备）由国家按基建计划拨款，年终编会计决算报告经财政审查核销。科研任务由国家和部下达，主要从事水利水电行业发展中长期水利水电科研任务和建设中关键性、方向性、综合性的科技问题。水科院几十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科技人才和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为水利水电事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换，实行改革开放。1985年国家对科技体制实习改革，科研事业经费划归国家科委管理。对我院的科研经费实行分类管理，国家财政拨款的科研事业经费要逐年核减，并给予工资奖励。科研项目实行技术合同制，科技成果实行商品化。科研机构要面向社会，面向经济建设，使科研单位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实行改革的科研单位税后纯收入，按国家规定的五、二、三的比例建立：事业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财务决算经主管部门审批后，由单位自主使用。
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院领导十分重视，及时传达、贯彻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精神，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研究，结合院的实际，制定我院科研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报部和国家科委审批。
水科院是事业单位法人，研究所是院属二级机构，基于这种情况，院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扩大所的经营自主权，财权大部下放，资金集中管理，实行责权利相结合管理体制。对研究所按其从事科研项目分为三类，即技术开发型、社会公益型和事业包干型（含科学基金）进行管理。后勤服务部门也进行了改革，实行分户核算有偿服务。
科技体制改革没有经验，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在改革中学习，在改革中完善。院领导十分重视科技体制改革政策的学习。张泽祯院长在院务会议上亲自向所、处领导讲解科技体制改革主要内容、技术合同和科研成本等问题。院领导很重视兄弟科研单位改革的经验，积极参加水利电力行业在北京的三个科研院定期组织召开的交流科改信息和经验的会议。为了适应科技体制改革的需要，院在改革的初期，还举办了科技改革经济管理培训班，参加学习的是各所的秘书和管理员。陈炳新院长亲自到班上讲话，要求大家积极配合，把科技体制改革工作做好。把商品经济、技术合同、科研成本、经济效益等概念引入科研管理，运用科学规律和经济规律管理科研工作。
我院科技体制改革扩大了研究所一级自主权，适当下放财权。财务部门必须适应改革的要求，重新设计核算体系，由院一级大锅饭的核算，改为分灶吃饭核算，即：分所、分课题、分费用项目进行成本核算。这样核算工作量大增。在张启舜副院长关心支持下，在院自动化所帮助下，将手工会计核算改为电算化，计算收支结余，按季（年）产生财务报表，分送院、所领导审阅。与此同时，实行内部转账结算单制度（习惯称内部支票），对院内科技单位经济往来、后勤服务支付费用实行内部付账结算。
我院科技体制改革后，由于院领导亲自抓，思路清楚、步子稳妥，注意听取各方面意见，使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起步顺利，改革成本较低，没有走弯路。
院科技体制改革起步后，给院里带来了很大压力，也带来了很大的动力。改革进一步调动了全院职工的积极性，从领导到科技人员的观念发生了变化，经济观念和竞争意识进一步增强了。不仅要努力出成果出人才，而且要出效益，注意降低科研成本，面向科技市场，多揽科研项目。每年国家下达的科研任务和横向科技合同都按计划完成，科研后劲不断增强，院、所财政收入大于支并略有结余，职工收入不断增加，科研条件和职工生活有所改善。
科研工作条件是关系科研单位出成果出人才的重要环节。科技事业要发展，后勤保障工作要跟上。回想在院工作30多年，历届院领导对科研后勤工作都十分重视，一手抓科研一手抓后勤，以保证科研任务完成。比如：于忠院长对科研重点试验室的建设、重大设备、仪器的购置都亲自抓。南院水轮机试验室、计算机房、自动化所科研楼、北院科研综合楼等建设，于院长从计划立项、资金落实、施工拆装、投产运行都亲自指导、检查、督促，从而保证了任务完成。
八十年代初，玉渊潭试验水电站在北边建副厂房、公园不同意，阻止施工并上告。北京市和海淀区政府吊销了施工许可证。于院长获悉后，就及时指示，建副厂房是经有关部门正式批准的，是符合法律的，要尽快力争早日复工。经向市规划、建设等部门多次联系申诉，市政府派杨秘书长到现场调查，找有关单位协商，要我们建副厂房用地向南退后三米，同意恢复施工。
院长为了更好地为科研一线服务，每周三带领后勤部门人员到南院在一间设施简陋的房间现场办公，广泛接触科技人员和职工听取意见和建议，并处理科研后勤中的问题。不管刮风下雨，到南院现场办公，雷打不动。
为便于统一规划和管理，张泽祯院长不辞辛劳，带领有关职能部门到水利部找有关司局领导洽谈模型厂管理问题，经部批准将水电部模型厂划归水科院领导。
科技体制改革后，张启舜副院长对院的财务预算、财务决算、财务制度等进一步关心，对财务报表反映出来的问题，仔细分析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对涉及财会专业性的问题还找有关人员学习了解。在院内实行内部转账结算中，有个别单位不按规定，乱用转账结算单， 课题费用严重超支，账上发生赤字。张启舜副院长就找该单位领导谈话，进行批评，要其改正并尽快增收补欠。这样，既维护了结算秩序又支持了财务工作。
院西区房屋大部分是50年代修建的，基础设施需要维修，新建的楼房一层也有一个安全问题，电话总机等设备要更新。杨德晔院长对此事很重视，亲自调查研究，认为应尽快解决。但院里财力不足。院领导向部汇报，同时向部财务司等报告，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部财务司里还派一名干部来院调查了解情况后，从部的专项基金中安排200万元拨给我院使用。院领导把这笔款精心安排，用于基础设施维修（如水电暖气维修和家属宿舍一层安装铁窗）和重要仪器设备购置（如电话总机更新等），改善了工作和生活条件。
历届院领导在抓后勤工作中，都认真贯彻节俭原则，力求少花钱，多办事，把事办好。从不大手大脚铺张浪费。每年在审核设备购置计划、重要材料申请计划、基建投资计划时，坚持贯彻厉行节约、保证供应的原则。文革前田孝忠副院长分管科研后勤工作，处处精打细算，养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风气。他在年老时，还推手推车收拾院内的残废料，将可利用的残废料办小型展览，教育后人节约资源。
科研单位的科研条件工作不仅院领导十分重视，上级主管部门也非常重视。在我接触到的国家有关部门，都认为科研单位投入少，产出大（贡献大），对科研单位提出的要求，多数抱积极的态度，能支持的尽量支持，能解决的尽量解决。比如在60年代，水电部主管科技工作的冯仲云副部长，亲自来水科院听取关于改善科研工作条件的意见和建议。事后不久，就帮助水科院解决了一部分试验室建设、科研仪器设备经费和进口图书资料外汇等问题。财政部有关司局领导，曾来院调研，了解到科研单位因经费不足影响科研条件的改善，事后在审批预算时，给我院增加了事业经费额度。1987年税务部门来院检查纳税情况，要我院补交横向合同收入税款110万元，并下达了税票，限期缴国库。财务部门对纳税计算方法有不同意见，杨德晔院长听取汇报后，指示财务部门尽快找有关部门汇报，争取免交。在办理过程中，杨院长还多次过问了解进展情况。经找水电部科技司、国家科委和财政部汇报后，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拿到了他们的批件，再找税务机关领导，陈述我们的意见，获得了他们的理解和谅解，予以豁免。这件事告诉我们，科技体制改革后，有一个如何纳税问题。80年代后期，院有外汇收入，但无外汇账户。用别的单位账户，要被“宰一刀”。院领导希望有自己的账户。经院有关部门多次与外汇管理部门联系均未获同意。但没有失去信心，仍不厌其烦地联系陈述我们的要求，终于感动了“上帝”。获得了有关工作人员的理解和指点帮助：用主管部门的公函申请开户可以考虑。随即向部财务司和部办公厅汇报，在他们的支持下办理了开户申请手续，外管局终于批准了我院开设了独立外汇帐户。
以上列举院领导抓科研条件几个例子，是想说明历届院领导都重视科研条件工作，通过抓后勤管理促科研，为水科院的发展付出了心血。由于领导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是无形的力量，它有力地推动后勤服务管理部门努力做好工作，为科研一线服务。
祝中国水科院欣欣向荣明天更美好。
1987年水电部在我院召开科技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
1987年水电部召开科技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代表合影
1990年水电部在京五院所在我院召开联谊会
1990年冬
（此文写于二○○八年五月，编辑：殷人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