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魁一
我在1979～1997年间担任我院水利史研究室主任。当时水利史室是一个又小又穷又不起眼的小所，特别是在1985年我院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之后，日子十分拮据，人才流失，但我笃信水利史研究的价值，顽固地坚守岗位，付出努力。如今水利史室在新的带头人的领导下，经历了凤凰涅槃又浴火重生，事业蒸蒸日上，这中间的故事值得回味。
学水利出身，必以所学“有用”为宗旨。水利史何以有用，始终是自己关心的问题。1965年7月在王府井新华书店购得当年出版的钱宁、周文浩著《黄河下游河床演变》。书中在讨论治黄方略、河床演变规律、下游河床形态特征、河床冲淤变化特点等问题时，大量征引历史文献加以说明。其中引用沿河群众“一弯变，弯弯变”、“一枝动，百枝摇”等谚语，生动简明地概括了黄河下游河床平面摆动的特性。复杂如黄河河床演变研究，如今已深入至泥沙启动流速、运动轨迹，已有物理模型和数学模型的现代科技手段，而一流科学家仍然孜孜不倦地从千百年前的古人经验那里寻求新的理解和答案。这使我惊喜非常，大受鼓舞，同时也促使了自己思考历史对现实何以“有用”的答案。
自古中国就有借鉴历史的传统。历代史家在客观记述史实的同时，也指出历史有为现实服务的功用。司马迁在《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其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混）乎”，指出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班固则在《汉书?沟洫志》中记载了西汉末年关于治黄方略的朝野辩论，同时提出对各家主张“宜详考验，皆可预见。计定然后举事”，显然是认为这些历史必有益于今后治理黄河。司马光更将自己的巨著定名为《资治通鉴》，明确表明历史对认识社会的意义。当然，历史与现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为有联系，所以可作借鉴；因为有区别，则不能照搬。即使到了现代水利传入我国之初，从欧美留学的现代水利先趋李仪祉先生和张含英、汪胡桢、郑肇经先生也都大力倡导现代水利科学向我国传统理论与经验学习。然而，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其间必然要做研究提炼的工作，也需要采取一些恰当的方法和途径，架设现实通往历史的桥梁。我把这个方法与业内熟知的物理模型与数学模型相比照，称之为“历史模型”。第一篇名为《略论水利的历史模型——水利史研究在水利现代化建设中的意义》，首先在中国水利学会第四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报告（1985年）。同时报告的还有老院长谢家泽。当天晚饭后谢院长来约我散步，说是要征询我对他的演讲的看法，要我无保留地说出来。我说：您讲的是地球圈层理论，但怎样用来指导水利实践，您还得再说说。老先生当即说，这正是我对你们的期望。前辈学者的坦荡胸襟，使我至今不能忘怀。我理解，他是在有意培养年轻的一代。
所说历史模型方法起初主要是要表白历史研究与水利科学交叉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水利科学研究院里，在不被重视的时候，要用自己的成果表明自己“有用”，这对水利史学科的生存与发展是更为迫切的，是历史赋予这一代人的任务。当然，提出历史模型又并非单纯的表白，通过历史复原研究，借鉴多学科的综合优势所建立的反映特定对象本质特征和规律的历史模型，观察推衍历史模型在研究时段内沿着时间轴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真实，将可避免只是囿于目前的计算和经验推理的局限性（缺乏或不重视验证）。或者说，由于水利问题是在复杂的自然和人类社会扰动下演化的，如果不把事物放回到其生消演化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综合分析，对于宏观问题来说，要充分揭示其间的复杂因素及其影响是很困难的。历史模型所反映的是包涵诸种影响因素的综合结果；又有长时序的1︰1的时间和几何比尺，因此更加真实、生动和接近实际。因此，藉助于称之为历史模型的研究途径和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历史是时间的轨迹，时间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规律藏在其中。在这里，由历史表示的时间非旦不是无谓的因素，反而是研究事物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坐标。
最初，历史模型的提法在擅长微观研究的专家听来似乎有点怪怪的，难道不能实际量测，不能重复，不能用数学表达的事物也能称之为科学？如今科学观察已精细至基因、纳米、原子核，陈旧的逝去的历史也能派上用场？为便于理解而与物理模型、数学模型类比，将历史研究也称之为模型，似有攀附和脸上贴金之嫌。但说它是“类比引发洞察”似乎也无不可，随着研究工作的开展，所存在的种种疑惑也逐渐明朗。以模型概念而论，哲学的认识比常识要本质得多。《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科学模型”条的定义是：“按照科学研究的特定目的，用物质形式或思维形式对原型客体本质关系的再现。通过对模型的研究，获得对于原型客体的知识，这是现代科学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并且强调指出：“尤其是对那些“时过境迁”，不能再现，因而也不能直接观察到的现象，……更需要借助于模型研究”。显然，历史模型方法与上述科学模型定义和范畴并无不适，而对“时过境迁”现象的研究又恰恰是历史模型之所长。其实物理模型是与原型缩小比尺的物质模型，而包括数学模型在内的一些理论模型，也都是虚拟的或思维的模型。
理论固无不适，历史模型方法在多种研究实践中的成功，更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一如长江三峡大型滑坡与岩崩研究、古代鉴湖兴废及其历史教训的研究、荆江洞庭湖历史演变研究等，都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当然，历史模型方法虽经实践证明“有用”，尚待更多科学研究的检验和期待有志于此者的进一步完善。
就水利史学科而言，历史模型方法的应用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向，是利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优势研究当代水问题的部分。水利史有着更宽广的领域，诸如古代水利科学的起源与发展、水利工程建设的兴衰和利弊、水利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相互促进与制约、水利政策与法规、水利人物与水文化、古代水利典籍的整理与出版等众多方向。其中大多无需藉助历史模型方法。这些求真的研究成果，在水利科研院所更多表现为公益性质，是水利史学科金字塔的底座，是支持历史模型的基础，为历史模型的应用开辟宽广的舞台；而由于应用历史模型方法解决现实水问题可以直接表现为“有用”，尤其在水利史尚不被理解的时候，它扮演着打开局面的关键角色，并有助于学科走出经济困境。如今历史模型方法和所取得的成绩逐渐被认可，这是遵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治史古训的一点进步，也是笔者学术生涯有限的理论贡献之一。有意思的是，2007年《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被评为郭沫若历史学三等奖。笔者的学术活动以往主要在水利和减灾等自然科学领域，如今被历史学界所推荐和授奖实出意外。评审意见在介绍本书主要内容之后认为，“这是一部把水利的历史经验和信息科学化，开辟出与自然科学交叉研究之路的著作”，指出历史模型方法“是科学对历史的呼唤”。“历史模型”在历史学界也被看中，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历史模型方法是打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畛域的一种途径。尤其对于以大自然为背景的水利事业来说，它的发展本来是须臾离不开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影响和制约，又反过来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产生重大的正面乃至负面影响，但在以往，我们却把它们脱离开来，好象水利只需要考虑工程建设本身，只需要先算水账，然后根据水账布置工程这样单纯。事实说明由此造成的决策失误，其损害恐将远大于技术失误。周恩来总理在黄河三门峡改建时曾感慨地说：“看来水利比上天还难”。这句话曾激起当时有识学者的震撼和思考，现在看来，由此引申出的结论或应是水利离不开自然，也离不开社会。水利宏观决策离不开历史的考量。
科学史讨论的是科学的历史，是过去的东西，但过去和现在是相通的，现在也必将成为历史，可见历史绝不是陈旧的代名词，不是木乃伊。由于本质上与现在相通，我们把历史真相发掘出来，将其精神彰显出来，历史就是鲜活的。而只有被激活的历史，才是更生动，更富于现实意义，融入现代生活并为人们喜闻乐道。这也是为什么20多年来个人不厌其烦地唠叨这些的缘故。
历史模型方法的初次实践是在长江三峡论证初起之时。对三峡库区历史上的大型滑坡和岩崩及其影响作些考证，是力所能及的。首先是三峡岩崩滑坡由来已久，如果把历史上的滑坡规模、频率及其对长江河道的影响弄清楚，就可能得出如果这些滑坡岩崩发生在今天，将会对三峡枢纽工程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有一个大致的估计，这是现实需要；其次，三峡在古代已是水上交通要道，文人墨客过往甚多，留下许多相关记录，这是构建历史模型的有利条件。加之于模型上的边界条件又主要以自然因素为主，人为扰动（如坡地垦殖）则规模不大，影响较小。遂先后与郭涛、蒋超同志两次由宜昌至重庆进行三峡实地考察并查阅大量的地质学界研究成果。其中第三次考察是和我院抗震所夏其发教授等合作，有地质界学者参加，心里更加踏实。完成初稿后，首先上交国家防办主管长江防洪的副总工程师张英。大约两三个月后，1985年6月12日摧毁新滩镇和阻塞江道三分之一的大滑坡发生了。张总据此向上作了汇报，被有关方面称之为“不幸而言中”。之后，这个课题被列作“七五”攻关项目中的一个小课题，并应邀先后参加在成都和北京召开的长江三峡地质地震专题论证会。成都会上戏剧性的一幕至今记忆犹新。
与会的一位地质工程师发言，说到自己曾徒步在三峡来回走了两趟，做了深入的调查，现在有人还要拿历史来说事，一幅不屑的样子。我知道，他并非主要针对我们的论文，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权威，威慑质疑三峡库区地质条件者，所谓“杀鸡给猴看”。笔者当即回应道：这位工程师来回跑了两趟，那就请你告诉我，三峡地区岩崩滑坡可能的规模有多大，分布状况、发生规律、诱发因素和对三峡水道的影响有多重。接下去我又说：你不清楚，我们的论文已经作了回答。我们依据的是2000多年三峡岩崩滑坡的实录，难道实际发生的客观事实不可以作为我们判断的参考吗？其实笔者绝非争强好胜之人，实在是对轻慢历史研究进入现代科技领域的无法克制的抗议。一些水利人自恃握有先进技术，疏于思考客观存在的现实，自我封闭者久矣。
三峡实地考察收益良多。在1984年的一次考察中，我和郭涛同志发现秭归县城迁城规划的新址竟然选在明代楚王台大滑坡体上。当地同志后来作了修改。应长江水利委员会地质大队长陈德基之约，课题报告删减后收入《长江三峡工程地质地震专题论证文集》。
与长江三峡有关的研究项目，我们还曾作过“川东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潜力历史研究”课题，目标是从川东地区环境容量来检验三峡移民安置方针。前一个课题的结论是，大型岩崩滑坡对三峡枢纽安全没有直接影响。而后一个课题的结论，却与当时库区移民就地后靠安置的方针相左。
三峡农村移民中，川东万县、涪陵2市10县的农村移民数量占总量的80%以上，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区域。报告将秦汉至今2200余年分为6个时期，分别从当地地貌特点、社会环境、森林植被、农业政策、人口数量、土地垦殖率、农业技术、作物品种、粮食及其它物产等方面作了详细论证。其结论是：第一，占三峡工程总概算三分之一的三峡工程移民经费与库区开发建设脱贫所需的经费相比，不足十分之一；第二，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对川东这个农业经济脆弱、整体经济水平不高、城镇化程度低的贫困地区而言，以此为移民安置途径，不仅经济上不合理，现实不可行，而且存在某种潜在的危机；第三，本区大于25度的坡耕地已占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三峡水库淹没的耕地又都是水利条件较好高产平坝区，今后采用坡改梯等措施并无助于本区经济稳定。因此，“把淹没数量大的县的部分农村移民分批外迁到环境容量相对宽裕的地区，是实施开发性移民方针，促进安置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并举出洞庭湖区移民迁往黄河口东营市等成功的水利移民经验为例。
本报告由我室及《长江志》总编室合作于1995年完成，先后送达四川、湖北两省三峡库区移民局和国务院三峡移民局，被认为有直接参考价值。1998年在长江水利委员会以研究方法新颖评为二等奖。由于与当时的移民政策相抵触，谨慎一些也有道理。1999年5月20日朱镕基总理在三峡工程移民安置工作会议上指出：三峡库区山高坡陡，环境容量十分有限，移民就地后靠安置做法势必严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贻害无穷，并提出要鼓励和引导更多农村移民外迁安置的政策，带来了三峡移民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政策的转变虽不必直接源自我们的研究报告，但事实上肯定了五年前水利史研究的结论却无疑义。对现实水利问题提出有价值的建议，此又一例也。后此也出现过历史研究结论与当代政策判断相抵触的情形，如果由此促进我们做深一步的研究，水利安全性自当多一份保证。在实践中发挥了作用，更加激励水利史研究的兴趣和自信。
本报告由我室程鹏举执笔，1994年9月6日在室内为他举行“三峡库区移民环境容量研究”的学术报告会。在会上我以本报告为例，倡导深入钻研学风之外，还就当时经济困境提出，要大力开辟防洪减灾研究等新的面向生产实际的研究方向，开辟新方向将带来学术进步与经济解困的一举两得。会议记录还记载着，要求大家直面经济困境，向院里主动提出如达不到收益指标，我室只接受80%的工资，“这不仅是挣面子，而是学科志气的体现——拼搏奋进，不依赖”，得到全室同志的赞同。由于学科性质，一时的确无力完成创收，虽得到院领导的宽容，但我作为室主任，还是主动承担了减薪。水利史室日后的转机，既是学术拓展的成功，也是克勤坚忍的胜利。一路就这样走来，如今70岁了，心情宽慰。
（此文写于二○○八年六月，编辑：李雪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