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学彬
1978年春，以于忠院长为首，包括沈崇刚、李维质、霍永基等我们10多名干部，从原水利电力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即后来分部后的科技司）调来水科院恢复重建。由于我的原工作单位是水利水电建设总局，是搞工程施工的，对科研工作可以说是个门外汉。此前，我又长期（1971年－1977年）在国外（阿尔巴尼亚）从事水电站（毛泽东水电站和菲尔泽水电站）的援建工作，对国内各项工作情况及科技水平不太了解。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教育和科研单位遭受严重的破坏。当时的水科院地产流失，房屋被侵占，实验室和仪器设备遭破坏，人才分散，科研骨干断层，真可谓“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我在水科院的恢复重建中，先后担任过院科研处（后为人教处）副处长兼任教育科科长（1978－1982年）、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1983－1986年）、院基建办主任（1987－1991年）。现对这三方面的工作简单回忆如下，以供了解院恢复重建情况时参考。
一、兴办教育
1978年春，在全国粉碎了“四人帮”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水科院为了恢复重建，提出了“人才第一，教育为先”的理念，并成立了教育科（文革前的水科院未设置此科），任命我为教育科科长，重点抓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首次成班建制地向全国招收和培养研究生；二是大规模开展全院职工的业余教育；三是积极选派科研骨干出国培训、进修，参加科研项目合作、专项国际学术交流等。
1．首届招收培养研究生班
招收培养首届（78级）研究生班的工作，是在克服了重重困难、积极创造条件后，才能得以实现的。当时，水科院除了一批具有招收培养研究生资质的指导老师这一基本条件外，其他的条件包括讲课教室、研究生宿舍、课程设置、基础理论课老师的聘请及一系列教学管理等基础条件均需千方百计地寻求解决方法。为此，我院78级研究生的教学工作通过向中科院教育局及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北京研究生部的多次申报和请求，同意我院纳入中科院研究生部（院）的统一教学管理，但必须自行解决入学研究生的住宿等自治条件。当时，中科院研究生部（院）刚从合肥迁京，寄办在双清路旁的原林学院校址内，能提供给我们的是大操场边角处的一小块场地。为了解决我院从全国各地招收来京的20多名研究生的住宿困难，特向水电部教育司请求支持解决。在部教育司领导的重视和帮助下，终于在部属单位抽调了两幢临时活动板房，并由我们自己运输，安装完成。为了保温，在板房外墙包砌了一层砖，在房内靠同学们自己生煤球炉取暖，以渡过严寒的冬天。当时，研究生做作业，写论文连个桌子都没有，为此，向主管行政工作的院长申请给研究生们配备一张课桌，这位院长说，院里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总之，研究生的学习环境、教学和生活条件都是极为艰苦的。尽管如此，大家的心情仍然是高兴的，学习是非常刻苦努力的，都坚持完成了学业。首届（78级）24名研究生如期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获得了中科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毕业证书。
在招收培养79级研究生的工作中，出现了突发情况。当时，由于中科院研究生部（院）无力再承受中科院以外各挂靠科研单位所招收的研究生名额的急剧扩张，要求非中科院直属单位自力更生承办研究生教学。对此，报请水电部教育司，得到部教育司批示，我院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联合组建并成立“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此举得到当时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国务院科技干部局赞许。经过79级、80级两届研究生教学的成功实践，事实证明，我们科研单位与高等院校联合办研究生部是可行的。科研单位与高校优势得到了互补，办法是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并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召开的全国研究生工作会议上，向大会汇报和介绍了我们联合办研究生部的情况、经验和体会。会上推广和表彰了我们的做法和经验。由此我院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合办北京研究生部后，研究生教学中理论课的师资和教室都由研究生部解决了。但是，研究生的招收审定、住宿、论文答辩、学位评定和授予、毕业分配等工作程序和机制仍需院教育科统一管理。
2．院职工的业余教育
当时，全院科技人员尤其是中青年职工，深感十年“文革”动乱浪费了大好年华，在科技知识和科研能力方面拉大了与老一辈和国外的距离，产生了业余充实知识、提高能力的强烈愿望，形成了全院职工重视业余学习的浓厚氛围。据初步统计，从1978年－1982年，每年举办的各种教学班约40个左右，尤其是英语班最为红火，为职工提供了初、中、高级英语教学条件。我院的高级英语班，成为当时水电部出国免试资格的唯一授权单位。
3．加强国际学术交流
为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仪器设备，提高我院的科研水平，缩短差距，我院加强了与国际上的学术交流。通过选派科研骨干出国培训、进修，参加科技项目合作、专项国际学术交流等人才交流形式，请进来、派出去，对提高我院科研水平起到了积极、显著的成效。不少学业有成的科研骨干回国后，成为我院各科研领域的主力和骨干力量。
二、党的建设
我院在恢复重建时期，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水科院在十年“文革”动乱中，机构、人员、试验室及其仪器设备等受到了严重创伤。在恢复重建时期，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任务十分艰巨。在部机关党委和院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先后开展了两次深入细致的整党工作。当时，院机关党委会分工，由田永志副院长兼任院机关党委书记，我任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具体分管整党和日常党务工作。院第一次整党（时间是1983-1984年），按照上级党组织的统一部署，集中解决党组织及党员在“文革”中的有关问题，提高思想认识，明辨大是大非，总结经验教训，改正缺点错误，改进党群关系，在征得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对“文革”中犯有错误的要做出检查。被当时查抄的所谓“四旧”物品，要做出清退并认真赔礼道歉，从而改善相互关系，增强党内外团结。经过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评议、组织鉴定、办理党员重新登记等组织手续，并对水科院某些“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打砸抢等问题的澄清、纠正和检查处理，完成了这一次整党任务。
院的第二次整党约在1985-1986年。这是一次着重提高党员素质、统一党员认识、进行党员先进性思想教育的活动，使党员在院的恢复重建和科研任务中，更好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在整党后期，加强了党组织发展，使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科技骨干及个别老专家吸收到党内来，增强了党的新鲜血液，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及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在院的各项科研项目和生产服务工作中，党员和党组织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改变了过去存在的各自为政、组织涣散、领导不力、缺乏朝气和战斗力的状况。
三、基建成果
在院的恢复重建中，急需解决院职工住房、试验室用房、职工生活等方面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当时，由于科研人员调入水科院，使得员工大批增加。科研任务日益繁重，但科研条件差，难以适应需求。不少科技人员只能居住在“混合”单元、地下室、临时房、公用房等，试验室用房难以安排急需的试验项目，院内的公用基础设施难以适应职工正常生活、工作的需求。如：自来水水量和压力不足造成经常停水，电力不足造成经常限电停电，住家靠燃煤球或蜂窝煤做饭，院内道路破损泥泞行走运输困难。总之，全院职工反映出来的诸多实际困难和问题，成为当时院领导和机关党委在整党中群众要求最强烈、最急需解决和整改的实际问题。根据工作需要，院党组于1987年调我任院基建办主任，在我任职期间，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抓紧完成北院2、3、4、5号楼的建设、竣工验收及早日交付使用。抓紧北院6、7号楼及南院6号楼开工建设，并对旧住宅楼、旧办公楼、试验厅（楼）进行抗震加固，从而部分缓解了职工住房紧缺和某些困难问题。
2、当时的基建办全力以赴进行南北院自来水扩容改造、煤气管网进院、电力增容改造、主要道路改造修建，较好地解决了常停水、电力不足等问题，煤气管网的进院，给广大职工带来了生活上的方便。
3、抓紧建设和相继完成国际泥沙中心楼、泥沙试验厅，冷却水试验厅、离心机试验厅及南院的结构材料试验厅开工建设。
积极完成南院总体规划及北院总体规划方案。南院当时实际占地182亩，这是解放初期包括从玉渊潭试验电站到木樨地水利实验场在内的一片土地（其中包含试验引水渠道），刊登在当年的《北京日报》上，这就是我院占有使用南院土地的唯一资料和依据，但是在“文革”的十年动乱中，水科院解体，人员分散，试验室被工厂占用，南院部分土地被北京市政府占用，建成了茂林居小区，成为市政府官员离退休干部的聚居地。院东部、北部区至河边被划为规划绿地，院西部边界涉及部队干休所等单位也成为有争议的土地。我院要在这实际占用的182亩土地上建设，必须具有功能区划分合理、建设布局科学有序的南院总体规划。该规划需要经过主管部门（水利部、电力部）的同意，两部意见统一后，发文报请首都规划委员会审定批准。这项工作是极为艰难的。经历了我们多方坚韧不拔的努力，南院总体规划终于在1990年末获得首都规划委员会的批准，并在年终的全院处以上干部会上，汇报了这一特大喜讯。我也于1991年春调离了水科院到水利部工作。
我从1978年到1991年，历时13年，为水科院的恢复重建做了一点工作。现写了以上简要回忆，供院庆时作为回顾水科院恢复重建历史的参考。
（此文写于二○○八年六月，编辑：李雪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