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其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我党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生态文明是一场关于人类发展模式的世界性革命，是大可逆转的世界大势，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进行的新选择。什么是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我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曾经有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论述，庄子也曾说“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生”，近年来国外也涌现出一批关于“生态文明”的著作，赫尔曼·戴利的《超越增长》一书就是其中的代表。

赫尔曼·戴利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他被世界有关杂志列为“可以改变人类生活的当代100位有远见的思想家之一”。《超越增长》一书全名为《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是戴利关于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集大成之作，自出版以来，已经成为“对于每一个关心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人都必不可少的读物”。在书中，戴利努力向读者传达了如下理念：一是人类应摈弃对数量性扩张的盲目崇拜，应建立以福利为中心原则的质量性发展观；二是人类不应将生态系统作为经济系统的子系统，恰恰相反，人类经济系统只是有限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三是建设生态文明要达到三个层面的目标，即生态规模上的足够、社会分配上的公平、经济配置上的效率；四是操作性建议，包括更新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开征资源税费等。

“空的世界”还是“满的世界”？

戴利指出，人类社会的规模已经从过去的“空的世界”走向一个“满的世界”，工业革命以来那种依靠化石燃料作为驱动力的经济增长方式将越来越受到资源有限性、热力学定律和生态的相互依赖性这三个相互关联的生物和物理条件的限制，人类最终将认识到经济活动是怎样与自然世界——一个有限的、非增长的、物质上封闭的生态系统相关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戴利针对经济发展的范式、人口、全球化、伦理和宗教等问题提出了革命性的建议。

新古典经济学将生态系统看作是人类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假如某种资源开始变得稀缺，那么市场将通过供求关系的变动自动调整资源的价格，从而可使资源配置得到优化。同时，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将持续地开发出新的替代能源和技术，以抵偿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对化石燃料、原材料等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吸纳废污能力的破坏。对于“外部性”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开出的“处方”是庇古税（政府通过向厂商征税来纠正外部性造成的市场价格扭曲）、科斯产权界定等理论。

“利用自由的市场配置稀缺资源必须牢固地限制在规模和分配的极限上”，这是戴利提出的革命性观点。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可以对稀缺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其中隐含的缺陷之一是：作为交易的主体之一，“后代人”不可能参与到市场对稀缺资源的配置中来，也就是说市场并不能解决保护后代人的利益不受侵犯的问题。虽然，出于庇护自己后代的考虑，市场中的交易方有可能考虑到“后代人”对资源的诉求，但是“后代人”在市场中的缺席本身已经显示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对于“代际公平”这样一个分配问题的失灵。更重要的是，对于经济的最佳规模或者最大规模的问题，新古典经济理论给出的解释是：如果因规模扩大带来的边际环境成本小于边际收益，市场经济中的个体会以无数个微观决策做出愿意对成本进行支付的选择，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家相信通过已经“内化”的“合理的价格”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自信来源于由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开创的现代经济学已经发展了200余年并被证明可以经世济用。但是，人类世界已经逐渐从“空的世界”扩大为“满的世界”，不断出现的各种环境问题时刻挑战着传统经济理论的金科玉律，期望通过制定“合理的价格”解决“外部性问题”实际上是人类以“自然的代理人”身份出现在市场中代替自然资源决定其价格，但价格是否能够平衡边际生态服务的损耗与高人口或高人均资源使用量的边际社会效益呢？“这样的平衡要求强迫接受和计算影子价格，这需要我们对我们所知的由生态系统混乱所致的外部成本有一些大胆的揣测，揣测这些微观决策是如何导致这种成本的，而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给测定影子价格带来的困难肯定比估算资源的承载能力要困难得多。”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类集体性行为所造成的集体性破坏可以通过假定每个人都是经过良好教育，懂得对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进行资源赔偿来加以解决（理性经济人假设），但地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现实是否还有时间让新古典经济学家来验证他们对经济人的假设？

三个层面的目标

戴利明确指出：最佳规模、公平分配、有效配置是三个独立的政策目标，“要解决配置问题，对稀缺资源标价是非常重要的，但若因此就认为它也同时能够解决规模问题，那就犯错了”。他提出了三个操作性规则：一是对于可再生资源，可持续的利用率不能大于再生率；二是对于不可再生资源，可持续利用率不能大于代替它们的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率；三是对于污染物来说，可持续的排放率不能高于污染物被回收、吸收或由环境无害处理的速率。

戴利反复强调经济增长将受到固有的生物物理限制，主要“来源于三个相互关联的条件：有限性、熵和生态的相互依赖性”。同时，戴利认为独立的政策目标需要独立的政策手段，“我们正试图用两块石头打下三只鸟——‘双石击三鸟’”，但是“我们有时候需要第三块石头，因为鸟儿是各自飞的。这‘三只鸟’实际上是三个目标：规模、资源配置、产品配置。”

启示：如何建设文明的水–人关系？

戴利的著作对于建设文明的水–人关系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对于水资源来说，按照其分布，可分为地表水和地下水，地表水由于受到降雨和径流等水源的补给，属于可再生资源，而深层地下水是在漫长地质历史时期积聚而成的，通常是不可再生资源。同时，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水体容纳污染物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水资源既有可再生性，又有不可再生性。人类经济若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发展范式就必须考虑到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阈值。水圈作为连接大气圈和岩石圈的中间圈层，其全球水文循环成为生命繁衍和各种自然现象的基本载体和重要参与者，这个重要的循环一旦被打破，人类的生境将遭遇难以想象的灾难性后果。过去新古典经济学家一直鼓吹的经济理论将经济系统看作闭合的循环，将精力放在研究封闭的经济系统内部的各种分配和配置问题上，比如如何满足社会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效率，以“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范式没有考虑诸如水资源阈值的生物物理极限的束缚。但是，这样的时代将不复存在，人类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满的世界”），如果不重新拾起人类在古典文明时期对大自然的畏惧之情，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重新诠释幸福的真正内涵，放弃“征服自然”这样无知的豪迈宣言，旧的发展范式很可能带来人类文明的终结。

诸如水资源阈值之类的生态极限决定了人类经济有一个最大规模或最佳规模，戴利形象地用“装载线”（Plimsoll line）来比喻经济的最佳规模，他认为：“微观重量的船也仍然将沉没！应当弄清最佳配置与最佳规模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宏观环境经济学的配置问题类似于将既定重量最合理地分配在一条船上。尽管重量被合理分配，但仍存在船究竟可以承受多大净重的问题。……当水位标志达到装载线时船就达到了安全载重能力的极限。当然，若重量分配不当，水位线就会提前达到装载线。如果载重过大，以最佳方式分配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出一个与装载线相类似的制度，用以确定重量即经济的绝对规模，使经济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没。”

考虑水资源阈值的发展范式，就是把水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限制性条件，将经济的最大规模限制在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范围内。具体地说，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策略必须建立在对水资源可利用量、水体纳污能力的可靠分析基础上，合理调整需水结构，提高水资源生产效率，积极开拓非传统水资源的开发（污水回用、雨水积蓄等）。正如戴利所说，“一开始就要解决好可持续或最佳规模的问题，它可以是对承载能力的估算，一个安全最小量的估算，或是在对成本效益研究基础上完成的估算，但对极限必须要有所设定。”

结 语

目前层出不穷的水体污染事件、水旱灾害已经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问题的紧迫性以及传统理论对于新问题的苍白无力使人类需要一种全新的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人类的视野需要逐步从处理经济社会内部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转移到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事实上，实践已经走到了理论的前面，已经付诸实践的是可交易的取水许可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怎样建设生态文明？怎样平衡水资源开发利用为人类带来的福祉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戴利的《超越增长》一书提供了独到的见解和可借鉴的理论。建设生态文明，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是积极践行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的内在要求，是对子孙后代的庄严承诺，无疑是正确的选择。